没有南唐阻挡中原政权，吴越早就不复存在，钱弘俶李煜是难兄难弟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棋局中，中原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战火遍及黄河南北，而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却创造了奇迹——从907年建国到978年纳土归宋，境内“富甲江南，民安物阜”，兴修捍海石塘、疏浚西湖，百姓几乎不见兵戈。

这份乱世中的岁月静好，并非源于吴越国自身武力强盛，而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政权横亘其北：从杨吴到南唐，这片占据江淮三十余州的广袤土地，如同天然屏障，隔绝了中原政权的征服企图，更将刀兵之灾尽数引向自身。

唐末黄巢之乱后，江淮地区崛起了以杨行密为首的割据势力。

公元902年，杨行密被唐昭宗封为吴王，建立杨吴政权，其疆域“据有淮南、江东之地”，北抵淮河，南接吴越，恰好将吴越国与中原政权彻底隔开。

此时的中原，朱温篡唐建梁，与李克用的后唐势力连年血战，根本无力南下，而杨吴的存在，更让南下之路彻底断绝。

杨吴政权奉行“保境息民，劝农桑，薄赋敛”的国策，迅速恢复了江淮地区的经济实力，成为南方第一大割据势力。

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兵精粮足的邻居，中原政权即便有南下之心，也必须先突破杨吴的淮河防线。

后梁太祖朱温曾试图拉拢杨行密，却遭严词拒绝，杨行密明确表示“我与公等皆为唐臣，岂有臣事贼子之理”，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对于吴越国而言，杨吴虽时有摩擦，甚至发生过局部战争，但始终未发动灭国级进攻。

吴越开国君主钱镠深知“杨吴据淮南，足以隔中原之兵”，因此对杨吴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集中精力发展境内生产。

而杨吴的主要注意力始终放在与中原的对峙和内部整合上，无暇顾及东南沿海的吴越，这就为吴越国赢得了最初的和平发展期。

公元937年，徐知诰废吴睿帝杨溥，称帝建齐，次年恢复李姓，改名李昪，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南唐继承了杨吴的全部疆域和实力，更在李昪的治理下“与民休息，劝课农桑”，江淮地区经济空前繁荣，成为十国之中疆域最广、实力最强的政权，其疆域“地跨今苏、皖、鄂、赣、闽五省，辖三十余州”，屏障作用比杨吴更为稳固。

李昪在位期间，明确与中原保持距离，“不愿与中原争衡，唯求自保”，这种姿态让中原政权的注意力始终锁定在南唐身上。

后唐、后晋、后汉等中原王朝更迭之际，皆因南唐的存在而不敢贸然南下，毕竟“南唐据江淮之险，兵甲十万，非轻易可图”。

而吴越国则继续躲在南唐身后，专注于境内建设，“兴水利，劝农桑，通商贸”，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割据政权。

到了南唐中主李璟时期，虽然南唐开启对外扩张，先后灭闽、灭楚，却因连年用兵耗尽国力，更引发了中原政权的警惕。

此时后周世宗柴荣崛起，立志统一海内，他采纳“先南后北”的战略，将兵锋直指南方最强的南唐。

从显德二年到显德五年，柴荣三次御驾亲征南唐，发动了历时四年的淮南之战，这场战争成为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战争期间，后周军队集中全部力量攻打南唐，“征调淮北数十万丁夫制备云梯，填堑陷壁”，赵匡胤等名将悉数参战，接连攻克滁州、扬州、寿州等重镇。

南唐则倾全国之力抵抗，“遣齐王李景达为元帅，领兵二万抗击周军”，守将刘仁赡甚至斩杀欲降之子，坚守寿州逾年。

这场惨烈的拉锯战，让后周完全无暇顾及东南的吴越国，吴越国得以继续保持和平。

最终，南唐战败，“尽献庐、舒、蕲、黄四州，以江为界，纳贡称臣”，去除帝号改称“江南国主”，但正是这场惨败，为吴越国又争取了十余年的安稳。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奉行“先除强敌，再平弱国”的统一策略，而南唐（及前身杨吴）作为南方最强政权，自然成为中原必须优先征服的目标。

后梁朱温曾言“淮南为天下腹心，得之则江南可图”，这句话道破了中原政权的战略考量——只要拿下江淮地区的南唐，南方其他割据势力便唾手可得。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延续了柴荣的“先南后北”战略，宰相赵普明确提出“今所以取天下，先取巴蜀，次取广南、江南，最后取河东”。

这里的“江南”指的就是南唐，在北宋的统一计划中，南唐是南方最关键的一环，而吴越国因实力较弱且始终对中原“称藩纳贡”，被视为可暂时安抚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中原政权还意图利用吴越来制衡南唐。

吴越国自钱镠起便奉行“事奉中原”的国策，向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先后称藩，每年缴纳巨额贡品。

中原政权则顺水推舟，对吴越国加以册封，让其成为牵制南唐的棋子。

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在南唐存在时十分稳固，因为中原需要吴越从东侧牵制南唐，而吴越也需要中原的名义庇护，避免被南唐吞并。

在北宋攻打南唐的过程中，吴越国虽被要求出兵助战，但实际上并未遭受战火波及。

当时钱俶虽深知“唇亡齿寒”，但权衡之下仍选择站在北宋一边，不过其军队仅参与了围攻福州等局部战事，吴越本土始终保持安宁。

而北宋的主要兵力全部集中在攻打南唐金陵的主战场，“宋军十万顺江而下，围攻金陵逾年”，直到975年攻破金陵，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

南唐的灭亡，彻底终结了吴越国的岁月静好。

随着这片横亘在中间的屏障消失，吴越国直接暴露在北宋的兵锋之下，此前的安稳局面戛然而止。

此时的吴越国，疆域虽有13州、86县，势力范围涵盖今浙江全境、苏州、上海和福州一带，但与统一南方大半的北宋相比，实力差距悬殊。

失去了南唐这个“缓冲带”，北宋对吴越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此前为制衡南唐而给予的庇护不再必要，统一吴越成为北宋完成南方统一的最后一步。

978年，宋太宗召钱俶入朝，钱俶深知此行凶险，临行前拜祭祖庙，“当场失声痛哭，伤心得站都站不稳”。

此时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已主动献土归宋，宋太宗的意图昭然若揭。

钱俶无奈之下，只得向宋太宗献上《纳地表》，将吴越国全部13州、1军、86县尽数献出。

宋太宗立即恩准，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吴越国的官员和王室成员全部迁往开封，这个偏安东南71年的和平政权，最终以和平方式结束了统治。

纵观五代十国的乱世，吴越国的岁月静好并非偶然。从杨行密建立杨吴，到李昪、李璟经营南唐，这片横跨江淮的强大政权，以自身的疆域和实力，为吴越国筑起了一道天然的“防火墙”。

中原政权的征服目光始终聚焦在南唐身上，四次大规模南征皆以江淮为战场，无数次战火都被挡在了吴越国境外。当南唐这个屏障消失后，吴越国的覆灭便成为必然。

这份乱世中的安稳，既是吴越国“保境安民”国策的结果，更是南唐用自身兴衰换来的意外庇护，成为五代十国历史中一段独特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