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往事（连载二百七十）~我选择了“北大荒

我选择了“北大荒

曾经有一位597农场的老同志说我的“命苦”，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命”，是咱妈给的，可“运”，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到一个人生的岔路口，这第一步朝哪个方向迈步，是自己决定的。49年前，是我自己选择了“北大荒”，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就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要说味道吗，谁不是酸甜苦辣全有。

高三的时候，我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就拿定主意不参加高考，去“北大荒”！当时，我们满脑子都是雷锋、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满耳朵都响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的口号。到高考时，我们真地做了旁观者。我们三人之中的刘英，还在北海公园参加了建设中的北大荒展览，当了解说员。最终他们这一拨人都去了雁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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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刚开始发榜的时候，我接到了徐秀娟从学校打到母亲单位的电话，告诉我：批了，批了我们三个去“北大荒”！我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才知道那第三个人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周玉林，而是另外一位校友胡明水。我领着周玉林，特意去问了农场医院的常院长，他说这位同学耳朵不好，“北大荒”风大，会把他鼓膜吹破。多扫兴啊，最终我们三个人没有走到一起，就此分道扬镳了。

其实在高考刚结束时，班主任李老师就让我们几个没参加高考的同学去接受小学教师的面试，尽管我告诉面试的老师我要去“北大荒”，可她还是认为我很适合当老师，发给我9元钱，说是开学前半个月学徒工的工资。这钱我没东，等去“北大荒”批下来之后，我就把线交到班主任李老师的手上，请她帮我退回去，因为我就要出发啦！

要说我的家庭关真是挺好过的，家中没有一个人阻拦，完全由我自己做主。现在想起来，我代表的是革命行动，他们谁敢阻拦啊？你看，外公外婆的大儿子、我的大舅在台湾；我父亲是右派，我的叔叔在香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母亲从1957年开始在单位就抬不起头来，脾气越来越坏。这么复杂的海外关系，怎敢对“革命”"行动说三道四？

外公一声没吭，外婆只唠叨我一次：你到那里可是没有无线电听了。那些年，我可没少和外公抢着调台，他要听京戏，我要听歌曲。妈妈只是在帮我收拾行李时说了一句：别当逃兵回来！父亲是专门为我送行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和别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他给我讲起他当老师的事。那年他在上海培明女中教语文，那么多外校的老师在后面听课，他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下课铃声响起…我感受到了他的那份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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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很明白，他是多么希望我能留在北京当老师啊！然而我非常喜欢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就是要和这样的家庭划清界限，逃离资产阶级家庭的羁绊。离开这个家庭，我就可以尽情地撒欢儿了！就这样，我自己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将自己迁出了北京城。

8月30日中午，我们166名北京知青分乘三辆公交车出发了。我清楚地记得，公交车过天安门广场时，我们高声齐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两点左右，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送行的家长、老师和同学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大家说笑着告别。有个同学特意把我拉到母亲和妹妹面前，可我却一句话说不出来。

列车缓缓启动了，看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渐行渐远，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快到天津了我还在抽泣。同学过来取笑我：怎么你倒哭起没完没了了？没过多久，我和徐秀娟就拿着《中国青年》杂志走进了列车广播室，读起了歌颂董加耕的诗歌：“啊，青山绿水！啊，白云红霞！啊，铺到天边的田垄。啊，伸到云外的河坝。我们来了，踏着老一辈红色的足迹！我们来了，迈着新一代雄健的步伐！”

来到农场8天以后，我们被分到了第五生产队。后来，在给班主任李老师的信中，我这样写道：“红旗锣鼓红糖水，红瓦新房红对联，五队的男女老少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家门”，从那以后，五队就多了我们12个北京知青组成的女工二班，我们的新的战斗生活开始啦。

记得第一次填写履历表，其中有一格：“何时参加革命”，我着实为难了一阵，什么叫革命？没有参加过战斗啊。经人点拨，噢，就是参加工作呀！1964年8月30日就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

时间已然过去了将近50年，尽管经历了无数坎坷，也还有那么多的欢乐。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的选择也许就是一个必然，我真的无怨无悔。无法想象，有多少人能相信，当时我就认为，选择了“北大荒”，我就是选择了革命！

我就这样走上了中学教师的讲台

1977年春天，一个青黄不接又万物复苏的季节。我因为结婚由8连食堂调到一中食堂。后来有了孩子，班长分派我去烧锅炉，负责师生们的饮用水，还有住校孩子们的洗用。

那天，周校长意外地把我请到办公室，说是一位老师因病住院，要我临时顶替。就这样，我真的上讲台了。

周校长给了我一本语文书，两个薄薄的笔记本和3天准备的时间。我坐进教师办公室，不记得和谁打过招呼，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讲课，傻傻地独坐了3天。暗自庆幸的是，我上学时语文还算学得可以；何况，我的父亲文革前也，曾是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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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铃声响了，我跟随着校长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室。记不得校长如何介绍的我，我又是怎样做了开场白，不过校长好像是放心地走了，因为他再也没有过问过我任何教学上的事。

记忆中，课本第一篇是《国际歌》，几十年后，一位叫王强的学生还记得我朗读过的《白杨礼赞》。给我记忆最深的学生名叫耿开荒。他是一点也，不能听老师讲课的孩子，不是做小动作就是和周围同学讲话。实在忍耐不住，我就点名批评他，他竟站起来，用手指着我大声说：“烧你的水去吧！”知道吗，当时的我，真的无言以对。

的确，一个烧锅炉的，不经任何培训指导，怎么就配当老师呢？我也很心虚啊。那时候的我，很会做自我批评。尽管第一学期的教学经历很不顺利，五味杂陈，但我10年的教学生涯，就这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