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是谁的人？——年羹尧与康雍父子关系再探

按：1726年1月13日，曾权倾一时的年羹尧被雍正赐死。三百年后的今日，世人多视其为雍正旧邸亲信，认定其荣辱皆系于新君。本文试图拨开“雍正宠臣”的迷雾，以奏折、书信为线索，还原年羹尧作为康熙心腹的崛起轨迹，探寻其与雍亲王疏离的隐秘过往。文章由作者孙立天摘编自其新著《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中华书局，2026）第七章。该书聚焦康熙朝储位之争，从罗马新见的传教士记录出发，结合清宫档案与私人笔记，为康熙废储这一历史公案提供新的视角，揭示雍正如何系统清理与重构历史叙述的隐秘手法。

年羹尧画像

说到年羹尧（1679—1726），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小说电视，都会首先把他联系到雍正，说他是雍正的藩邸旧人，认为他的仕途兴起得益于雍正。但实际上年羹尧的仕途与雍正的联系很少，他其实是康熙一手栽培、提拔的封疆大吏，是康熙十分欣赏的文武全才。从1700 年中进士，到1726 年初被雍正赐死，年羹尧混迹官场的二十六年中，除去下狱后审讯的时间，真正在雍正手下做事不到三年。在最后给雍正上的奏折中，年羹尧写道：

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

“臣年纪不老”，被雍正赐死时，年羹尧仅四十八岁。这封求生奏折的行文语气和前面章节提到过的皇三子自称奴才给雍正上的密折十分相似。而年羹尧的这份奏折也就比皇三子所写早几个月时间。他和皇三子一样，都曾经是康熙极为欣赏、倚重的实力派人物。而这般低声下气地上奏折，则是年羹尧在康熙朝没有过的。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1700）进士，是不折不扣的文臣出身。他获取进士时仅二十二岁，加上他属于镶白旗下的汉军旗人，一进入官场就是各方争抢的对象——这年共有305 位进士，其中只有15 位八旗子弟。康熙把年羹尧选入了翰林院，明珠又把他的孙女，也就是纳兰性德的女儿，许配给了年羹尧。纳兰性德早亡，对亲事做主的应该正是明珠。纳兰世家隶属于正黄旗，家世显赫，与身世普通的年家并非门当户对。能结成这门亲事，应该是明珠相中了年羹尧的才华。1706 年，明珠第三子纳兰揆方的夫人去世，邀请年羹尧为墓志铭撰文，同时请王鸿绪为墓志铭篆盖。能被邀请为明珠儿媳的墓志铭撰文，是当时权贵圈对年羹尧文才认可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年羹尧，与王鸿绪等人在京城有着相仿的身份标识。

从1700年到1709年的九年时间里，年羹尧都供职于翰林院。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其文臣形象的是他被朝廷委派去四川（1705）和广州（1708）两地做乡试的主考官。这是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学问获得认可的一个标志。同时，这一时期他做过翰林院侍读和侍讲，这两个职位让他接触到了康熙，使康熙对他有了直接了解。1709年春，在复立太子前，年羹尧被授予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职。内阁学士只有十个名额，是所有翰林院官员梦寐以求的职位。获取这个职位表示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有资格帮助皇帝处理朝廷系统传递上来的公文。前文讲过，复立太子前，康熙与群臣对立。年羹尧在这一时期突然得到提拔，很可能是他在太子废立问题上的表现，符合康熙的期许，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在正式复立太子后，年羹尧被派以副使身份（正使是康熙的一个侍卫）到朝鲜宣布太子复立事宜。年羹尧被委派处理太子相关的问题，表明这时康熙已经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从朝鲜返回后，1709年秋，康熙委任年羹尧为四川巡抚。康熙给年羹尧最大的照顾，也可以说是特权，就是允许他密折汇报。正常情况下，地方官员向中央奏请，无论大小事宜都是走朝廷公家渠道。有资格用密折汇报的只有部分康熙亲近的在地方上的包衣奴才。年羹尧在其离京时就得到了这项特权。

年羹尧被外派四川的这年冬天（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还有一件影响他最终命运的事发生。康熙册封了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皇七子和皇十子五位皇子为王。皇四子被封为和硕雍亲王。这次封王本来和年羹尧没有任何关系，但封王意味着八旗内人事财产的分配。年羹尧家隶属的镶白旗汉军旗牛录（八旗中的基本行政单位）被划到雍亲王名下。这样一来，雍亲王便成为了年家上下的主子，雍亲王与年羹尧建立了主属关系。

如果抛开后见之明，在不知道雍亲王后来会成为皇帝的情况下，切实站在年羹尧的角度来思考这次分封，就会发现年羹尧其实不会觉得这次分封能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他与雍亲王的关系就是名义上的。当时已经做到内阁学士和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之前的仕途完全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跟雍亲王没有丝毫关系；同时，他已经做到这个职位，又深得康熙信任，个人未来的仕途也完全取决于康熙。所以尽管年家的主属关系转到了雍亲王处，但年羹尧没有主观动机去亲近他的这个新主子。这一点是理解康熙最后十三年里年羹尧与雍亲王关系的关键。

康熙四十九年（1710）夏，这时年羹尧到成都上任还不到一年。四川西南的建昌（今西昌一带）“番蛮”杀死了一位朝廷官员。朝廷派年羹尧前去调查。本来这个案件涉及了兵事，不归掌管民事的巡抚负责，但正巧这一时期分管军事的四川提督岳昇龙患有眼疾。岳昇龙早在征讨三藩时就已是著名武将，后来又跟随康熙亲征过噶尔丹，在太子被废期间还给康熙上过奏折表示遗憾。简单来说，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是康熙的老相识。但岳昇龙一直没有因为患了重病而向康熙和朝廷提起辞呈。康熙应该从其他渠道得知了岳昇龙患病之事，所有才派年羹尧前往处理。这是年羹尧身为文臣而料理军务的开始。康熙还私下让年羹尧去切实调查岳昇龙的病情。岳昇龙1690年代就入川掌兵，熟悉四川边地。年羹尧入川后，岳昇龙应该对年羹尧也多有照顾。年羹尧在康熙面前高度赞扬岳昇龙，说：

……提臣久任川省，熟悉边疆，即臣之得知羌蛮情形，皆平日闻之提臣所说，此实武臣中之深晓边情者。

年羹尧和岳昇龙有交往，他也不愿意私下向康熙报告岳昇龙的病情。因而当康熙问到他时，他在汇报岳昇龙“两目病废”时，特意强调岳昇龙亲口告知他，自己已经向朝廷如实禀报了病情，所以他就没有私下向康熙禀奏。康熙收到年羹尧汇报病情的密折后，马上告知年羹尧切莫让人知道他追查过病情。康熙用朱笔写道：

提督久任封疆，名望甚大，可惜两目失明，已难做官。但本人不曾具题，等他具题时，自有温旨。此折断不可令人知道。

康熙让年羹尧配合装作不知道岳的病情，意在保全岳的面子，等他自己呈报。康熙与年羹尧这样一来一回的交流，充分显示了他对年羹尧的信任，同时也在教年羹尧如何平衡公私人情。后来，岳昇龙辞了官，年羹尧才向康熙禀报了岳昇龙早就身体不殆，却迟迟未提辞呈的原因。原来岳昇龙从1702年开始，和其他一些官员动用了公款，欠库银39280 两。在奏折中，年羹尧提出了帮助岳昇龙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告诉康熙，岳昇龙自己还了5000 两，四川的全体武官愿意捐出未来四个季度的官俸共24000两。这样按照年羹尧的计算，就只差1万两了。他准备带领四川文官一起捐官俸，把这最后差的1万两补齐。

康熙自己就是亲自行军打仗之人，对武将士兵从来比较照顾。年羹尧能够这样把事情完结，不仅领会到了康熙用人的策略，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四川文武官员的拥戴。岳昇龙在蜀经营近二十年，地方文武官员都多少受到过他的恩惠，年羹尧作为一个新来的官员，能这样悄无声息地帮他们在皇帝那里了却旧账，自然也为年羹尧收获了人望。康熙看完年羹尧奏折中的方案后，简单批了一句话：照你所奏完结，甚妥。

在处理岳昇龙欠款案上，年羹尧已经显示出了他与其他康熙所信任的官员间的差别，就是他不仅能向康熙报告问题，还能给出处理方案。对于管理庞大国家的康熙来说，年是最理想的那种下属。这当然与年羹尧自身的素养有关，像曹寅、李煦这些康熙十分信任的包衣奴才，他们虽是康熙在地方上的眼线，但这些人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拿出方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年羹尧最难得的能力，还是在处理一般文臣事务外，懂军事，能亲自带兵打仗。

前面说到年羹尧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去往四川的建昌调查官员遇害案，当时年羹尧给康熙的调查结果是，建昌一带的少数民族头领尚未得到朝廷的印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贸然前往，才出现了意外。当时，年羹尧给出的方案是招抚。从地理上看，四川西部部分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由高原和山地组成，其中生活着不同的民族。华夏文化传播到这里后，被连绵的高山所隔断，这些地方由此成为了华夏文化的边缘。四川建昌一带的少数民族与汉人间的问题，并不是新起的，起码诸葛亮时就是治蜀的难点。年羹尧最初的招抚方案并没有奏效，各种偷抢之事持续发生。后来朝廷又派出了负责那一区域的张友凤前去征讨，也没有进展。年羹尧得知张友凤“年近八旬”，遂向康熙上密折，希望康熙出面将他从地方上调离，这样才好另选贤能。康熙同意了年羹尧的安排，告诉他：“朕即传兵部，令张友凤来京陛见。”

这封密折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八月十六日。前一年发生了准噶尔骚扰哈密事，康熙正在往西宁、哈密一线调兵遣将。由于这时尚未发生准噶尔入侵西藏之事，西部战事也就还没有涉及四川和年羹尧。因此，年羹尧在奏折中说：“臣念大兵现驻西边，内地务期安静，不敢以细事上烦圣虑，动人听闻。”意思是他能够处理之事，就务必不惊动康熙和朝廷。两个月后，给康熙的另一封奏折中，年羹尧提出了他亲自带兵前往建昌征剿的方案。他认为在深山密林中，骑兵无从施展，就是步兵要进入也须提前操练，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以蛮攻蛮”，用已经熟悉地形的人去征剿。而这个策略的唯一需求就是钱。他说：“臣知蛮兵贪利，非重赏不能必其用命。”写到这里，年羹尧连钱的问题怎么解决也想好了，他告诉康熙：

臣蒙圣主弘恩，七载于兹，稍有积蓄，莫非高厚所赐，臣不敢吝惜，捐资设赏，鼓其锐气，少报隆恩。

年羹尧还预先想到了康熙可能有的担忧，向康熙保证“自当仰体皇上好生之德”，“断不敢喜事轻兵，亦不敢擅杀，致伤多命也”。康熙看了年羹尧有理有据的安排，也无多话可说，给他回了个“此折议论甚好”，并表示会马上给他把总兵的员缺补上。

后来在雍正朝历史中，提到年羹尧贪腐，称其被贬官到杭州时还带了很多钱与物。但其实年羹尧私下聚财之事应该是康熙默许的。年羹尧到四川两月，给康熙上奏的第一封密折，就已经提到了四川的肥缺是管理打箭炉（今康定）对入藏商品征收的税费。后来的奏折中，年羹尧还向康熙建议在四川修建粮仓。他的论点是四川最近连年丰收，其他省份的商人入川后把粮食低价买走，运到其他省去赚钱了；但如果遇到四川歉收，这些商人却不会把粮食卖回四川，届时就只有靠朝廷补贴。他认为应该在四川选地方建立粮仓，在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储藏起来，既可以用作军粮，也可以在歉收的年份拿出来使用。年羹尧给康熙的建议都很注重细节，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可操作性，这说明他是一个切实干事的人。他在为官时大肆敛财，康熙一定知道。年羹尧在准备带兵出征之时，敢于在康熙面前直说：“七载于兹，稍有积蓄”，一口担下出兵需要的额外赏钱，就表明了他不怕在康熙面前表露他的财力。

在上奏征剿方略两个月后，年羹尧在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给康熙再上的奏折里，便汇报了征剿的胜利。年羹尧去往的建昌属于今天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市，位于大小凉山之中，即便是到1950年代修建成昆铁路，甚至2000 年后修建高速公路时，那里依旧是地理环境复杂、民族构成多元的地区。年羹尧亲自率军深入征讨，杀敌“两千余人”，“皆从来官兵未到之处”。他告知康熙，这次征缴总共花费赏银七千余两。在这封一千八百余字的奏折中，年羹尧向康熙详细报告了一路用兵经过、沿途地理，以及最后清点首级之事后，他在落款前写道：

军营寒冷，缮写不工，伏乞宽宥，臣不胜惶悚之至。

年羹尧在打完胜仗后给康熙表功的奏折，还是在惦记着字写得好不好。康熙当然知道年羹尧是进士，有些时候还会在回文中指出年羹尧写的错别字。由于密折是私下的联系，年羹尧也像康熙的其他奴才一样会经常询问康熙的身体健康，即所谓的请安。但年羹尧询问健康的方式与康熙其他包衣奴才不一样，年羹尧有资格这样说：

今恭览御批，书法精健，神气完足，自是圣躬复旧，起居如常。

通过书法运笔看健康状态，这是久习书法且深得个中三昧者才能作出的评论。这样的评论还显示出年羹尧的自信：要是康熙的身体没有恢复，年羹尧又这样称赞，那就只能在康熙那里落下一个自以为是的印象。平时能跟康熙谈论书法的大多是高士奇、王鸿绪这样的江南士人，而年羹尧是八旗子弟，这在康熙心中自又有特别之处。

综合各方面来看，年羹尧无论是出身、学历、文治，还是武功，在康熙眼里可以说都是个可圈可点的年轻人。从现在留存年羹尧给康熙的密折上可以看出，年羹尧数次长篇条陈针对四川的各种改革方案，都得到了康熙逐条的认可，让他另写公文上报到朝廷以便推动实行。当然，年羹尧在四川做事，也有被参劾的时候。这种时候，康熙对年羹尧也可以说是没有遮掩地力保。

康熙五十六年（1717），也就是年羹尧平定建昌后一年。官场上有一件孟光祖案，牵涉到了各皇子的派系势力。官方史料给出的结案说法是，孟光祖打着皇三子的名号在地方结交各地大员，“诓骗数年，并无一人奏闻”。孟光祖确实是皇三子的人，但他究竟是受皇三子指派，还是他擅自打着皇三子名号，已经无从考证。孟光祖到四川去结交过年羹尧，相互间还有往来。年羹尧因为直到孟光祖案发时都没有向朝廷汇报过而获罪。当时获罪的除了年羹尧外，还有一位地方大员，江西巡抚佟国勷。刑部查案后给出的判决建议是把两人革职。康熙允准了革职佟国勷，却把年羹尧的处罚改成了“着从宽革职留任效力”。

这件事表面看是孟光祖行骗，但官场中都明白，这些地方大员之所以上当，都是因为有心攀附皇三子。太子被废，大皇子被囚，康熙又常年让皇三子负责处理各种朝政，地方大员自然就会想到要巴结皇三子。康熙在孟光祖案发后，还发了密旨给年羹尧，让他自己解释一下这件事。年羹尧承认自己接洽了孟光祖，也知道他是皇三子的人，但他否认了与孟有过多的来往。在这份解释中，年羹尧还写了一句话：

臣属雍亲王门下，八载于兹，雍亲王并未遣人至川赏赐物件。

年羹尧是八年前（1709）被分到雍亲王门下，也是这一年到的四川。他告诉康熙雍亲王八年都“未遣人至川”，就是在表明他虽是雍亲王门下之人，但从未得到过后者的在意或关照。放在当时的情境中，这句话是挑明了他和雍亲王的关系之疏离，希望康熙理解他为什么会和其他王门之人来往。

收到这封密折后不久，康熙首先公开宣布了对年羹尧的处理是“革职留任”，但同时又私下让人带了一大堆赏赐物品去四川，似乎要为年羹尧弥补一下没受过主子关照的遗憾。而且康熙在赏赐他的同时，还给年羹尧带了许多“褒嘉”的话。尽管迫于朝廷的规矩，康熙必须要对年羹尧进行处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孟光祖一案放在心上。刑部结案是在五十六年七月，而年羹尧是在十一月收到的赏赐。在谢恩折上，年羹尧自署的职衔是：“四川巡抚臣革职留任效力。”

孟光祖案结案后的那个夏天，康熙从不同渠道获知准噶尔派军队入藏。年羹尧和他打理的四川陡然变得重要起来，成了前线。这从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年羹尧在所有西部督抚中的地位。再后来，拉萨陷落，两支入藏清军被全歼，再到康熙五十七年底，封皇十四子为大将军，带兵亲征，年羹尧的地位随着西藏局势加剧变得越来越重要。总的来说，从现存的奏折来看，整个西部的督抚，没有一位能像年羹尧一样，在给康熙打探情报的同时，还站在大局高度给康熙作出分析并出谋划策。在得知拉萨陷落后，他建议出兵控制理塘等与四川临近的藏区，同时修建成都到这些地方的驿站，用来加快信息传递。这些措施在乾隆年间编订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中也被认为是年羹尧的重要贡献。在康熙决定派皇十四子亲征后，年羹尧是第二个被提拔的官员。

孟光祖一案在北京闹出大动静后，雍亲王当然也知道。他给年羹尧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长信，斥责年羹尧没有忠心于他，公然和其他王门之人“馈遗授受”。但雍亲王的信又显示出他对年羹尧的不了解，在信的开头，雍亲王写道：

知汝以儇佻恶少，屡逢侥幸，君臣大义，素所面墙。

把年羹尧从进士、翰林院一路做到内阁，再到主政四川，贬为“儇佻恶少，屡逢侥幸”，相当于抹杀了年羹尧仕途之路的多年打拼。站在年羹尧角度，在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雍亲王能成为未来皇帝的情况下，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维系传统上下级关系中，知遇之恩历来都是很重要的一点。“知”己者，即所谓伯乐，在士人心中有非常重的分量。既然雍亲王不懂他的价值，再加上本来年羹尧一路升迁也没有得到过雍亲王王门的荫佑，他很有可能并不会把雍亲王的信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是，当时年羹尧做得怎么样，雍亲王完全没有发言权——年羹尧有那么多康熙朱批在手，他清楚康熙知道他的价值。

雍亲王致年羹尧书

年羹尧对雍亲王的冷淡，雍亲王在信中已经逐条列举过。雍亲王的儿子结婚，年羹尧没有礼物祝贺；连雍亲王的母亲过大寿，年羹尧也没有问候，连一封贺信都没有；用雍亲王的话说：“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而年羹尧给雍亲王的解释是：“捐赀助饷， 家无余财。”也就是说年羹尧不仅没有主动亲近雍亲王这个主子，就是被雍亲王责问后，也只是敷衍推脱。

年羹尧“捐赀助饷”不假，但他真的“家无余财”到没钱给雍亲王家中的喜事随礼吗？显然不是。这封信后不久，征讨西藏的南线军队出发前，年羹尧私自出钱，打赏全体官员，出手之阔绰，堪称康熙朝之最：

进剿之总兵助银一千两，副将助银五百两，参、游以下，千、把以上，助银二百两至五十两不等。满洲领兵各官亦皆一体相助。

定西将军臣噶尔弼受任非轻，一举一动皆关国家大体，诸事必须裕如。臣捐助马匹、帐房、茶叶、绫缎等物，复助银五千两，以为沿途犒赏之需。

作为四川总督的年羹尧，如果他判断康熙的继承人另有其人，那么他对雍亲王采取应付的态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年羹尧的确有一个妹妹嫁给了雍亲王，但他已经做到了不需要通过这层关系就可以在当时的政坛中大施拳脚的地步。由此便能理解为什么差不多在雍亲王发出这封问责信的同时，年羹尧正在积极巴结皇十四子。

皇十四子作为抚远大将军刚到西宁不久，年羹尧就派人前去问安，送银子。皇十四子记录了全过程，并禀告给了康熙。起码对皇十四子，年羹尧是“家有余财”的。两相比较，很明显年羹尧是有选择地不亲近雍亲王，而对于当时尚未建立大功的皇十四子，却已经开始主动接近。

而对于康熙驾崩后的皇位交接，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在西北牵制了手握重兵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为雍正顺利登位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说法最早在孟森1930 年代推出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就已提出。在这篇康熙储位问题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孟森说：“羹尧为雍邸心腹，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是清史的热门话题。尽管后来学者对雍正篡位的说法聚讼纷纭，但无论哪种研究，对于“隆年辅佐论”都一致赞同。

表面上看，“外得力于年羹尧”是一个结论，解释了雍正得位的合法性在当时就受到质疑，却又没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原因。但实质上，这个说法是要瓦解皇十四子曾经立下的功勋和拥有的地位。孟森对此的解释是“允禵（皇十四子）在军中为年羹尧所弹压，无能为变”。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年羹尧有能力弹压皇十四子，就意味着皇十四子之前在西北没有建立功勋，没有真正掌握兵权。这个逻辑正是雍正年间官修史书想要后世相信的历史。在雍正自己编订、刊刻后要求全国各地学习的《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写道：

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

年羹尧有能力弹压皇十四子，进而在皇位交接时发挥了作用，并不是孟森和后来学者的误读，而是雍正年间官方有意传递出来的信息。雍正八年（1730）刊行《大义觉迷录》时，年羹尧已被雍正治罪（雍正三年十二月）超过五年。这时突出年羹尧的能力，真正目的并不是要给他记功，而是要消解皇十四子在康熙末年的作用。

康熙去世后，皇十四子回京奔丧。此前进军西藏的先锋延信被派到西北，顶替皇十四子接管大将军印。也就是说，在皇位交替的关键时刻，出来接手皇十四子兵权的人并非年羹尧。而且在雍正新皇登位之时，年羹尧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重任在肩，反而数次向雍正请旨，请求回京，希望能在康熙棺前凭吊。最后，雍正同意了年羹尧的回京请求。

当时，就连雍正亲近的下属都不认为年羹尧是自己人，反而认为他与皇十四子是一党。雍正藩邸旧人戴铎在一次审问中说：

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曾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等有事，奴才等当以死自誓，例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

“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等有事”，在雍正真正的门下之人眼里，年羹尧和皇十四子才是一党，在防范他们。现存雍正给年羹尧奏折所作批复中最早的一份是在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内容是在谈论年羹尧回京事宜。雍正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同商酌商酌。”也就是说，隆科多也不信任在外的年羹尧，要在这敏感时期调其回京。而且在同一天，雍正还发了一封满文谕旨给前线掌兵的延信，告知他“已谕召年羹尧”。综合考察康熙、雍亲王、皇十四子和年羹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际的交往情况，年羹尧当时被怀疑跟皇十四子走得近，才最合乎实情。

在康熙突然病逝前的前线布局中，皇十四子和年羹尧是征讨准噶尔的团队核心：一个主外，领兵打仗；一个主内，负责后勤。康熙驾崩后，雍正对他们两人的总体安排也一样：把二人都从任上调离，召回了北京。后世反复琢磨雍正上台三年后就诛杀年羹尧的原因，一直忽视了一个可能，那就是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是在雍正登基以后，双方迫于情势才建立起来的，而二人在康熙晚年的关系十分淡漠。在雍正眼中，年羹尧是一个反复“出轨”，企图攀附其他王门的人。他不仅攀附过皇三子、皇十四子，后来雍正还发现他接受过皇九子通过传教士给他的馈赠。雍正一直怀疑他的忠心。但雍正元年罗布藏丹津带领众蒙古部落起事，雍正又不得不用他去平复叛乱。雍正对年羹尧忠心的怀疑，并不会因为他平乱的军功而有所减弱。这就像现实中的夫妻，如果一方怀疑另一方的忠诚，疑心并不会因为后者事业有成而减弱。雍正与年羹尧的关系早在康熙朝最后十年就已经定下了调子。简单总结起来：年羹尧是康熙一手提拔起来的。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孙立天著，中华书局，2026年2月

来源：孙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