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村口数了三天，只等到七个活人：农村的衰败可能远超我们的预期

腊月二十七，我开车带五岁的儿子回老家。

进村的公路是新修的柏油路，双向四车道，宽敞得能起降小型飞机。路两旁是政府统一安装的太阳能路灯，笔直地站成两排，像等待检阅却永远等不来观众的士兵。儿子趴在车窗上，看了好一会儿，问：“爸爸，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可热闹’的老家？”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记忆像一部失帧的老电影，在我眼前飞快闪回——这条路从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泥泞得能陷住牛车。路两旁永远挤着人：挑担去集市的，扛锄头下地的，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铃铛按得山响的。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女人们隔着院墙拉家常的嬉笑声，男人们粗声大气的招呼声……空气里永远混杂着炊烟、牛粪和泥土被太阳晒过后特有的腥气。

而现在，只有死寂。路太宽，显得两旁那些紧闭大门、贴着褪色春联的院落格外矮小荒凉。

车停在家门口。母亲早已等在院外，见到孙子，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菊花。她身上那件暗红色的棉袄，还是三年前我给她买的。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她重复着，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敢去摸孙子的头。

院子里，父亲正沉默地劈柴。见到我们，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继续一下、一下地挥着斧头。木头碎裂的声音，在过分安静的村庄里传出很远，又很快被空旷吞噬。

放下行李，我带着儿子在村里转。我想让他看看我童年时的“乐园”。

村东头的老槐树还在，树下那个用磨盘做的棋盘也在。只是棋盘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几片枯叶粘在上面。我记得小时候，这里从早到晚都聚着人，下棋的，观战的，吵吵嚷嚷，为一步棋能争得面红耳赤。如今，磨盘边缘长出了青苔。

村中的水井被封上了水泥盖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安全饮水，禁止使用”。旁边的辘轳还在，绳索却早已腐烂。我小时候最怕但又最喜欢来这里，看大人们吃力地摇着辘轳，听水桶碰撞井壁发出沉闷的回响。那是整个村子的血脉搏动。

我们的小学，就在村子最西头。红砖围墙塌了一段，我牵着儿子走进去。操场上的杂草高过膝盖，唯一的那副木头篮球架，篮板裂开一个大洞，篮筐歪斜着垂下。我找到我当年一年级的教室，窗户玻璃几乎全碎了，黑板掉了一半，用粉笔写的最后一课板书，被风雨侵蚀得模糊难辨，只能隐约看出是半句古诗：“……春风不度玉门关。”

儿子拉着我的手：“爸爸，这里没有人上学吗？”

“以前有。”我声音发干，“很多。”

“他们去哪了？”

“去……有学校的地方了。”

傍晚，母亲做了一桌菜。吃饭时，我问：“村里现在还剩多少人？”

父亲扒拉一口饭，头也没抬：“过年能回来些，平时么，数得过来。”

“多少？”

父亲停下筷子，想了想：“常住的，六十往上的，大概三十来个。五十多的，七八个。再年轻的，没了。”他顿了顿，补充道，“你三叔公上周走了，没挺过这个冬天。现在，又少一个。”

饭桌上沉默下来。只有儿子咀嚼的声音。

夜里，我失眠了。凌晨四点，我披衣起床，走到村口。突发奇想，我想数一数，天亮前，这个村庄还有多少“活气”。

五点十分，村南头亮起第一盏灯。是村尾的孤寡老人福爷爷，他每天这个时候起床，给自己和已经去世三年的老伴的牌位做早饭。

五点四十，有手电光晃动。是养了十几只羊的老赵头，他得赶在露水干前把羊赶到坡上。

六点整，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县城公交发车的提示音——虽然这里早已不通公交。

六点半，天蒙蒙亮。我终于看到了第一个“年轻人”——五十出头的堂哥，他骑着电动三轮，车斗里装着几袋饲料。他在镇上饲料厂打工，每天往返三十公里。

七点，母亲起床做饭的动静。

七点二十，村医老陈骑着摩托车出诊，后座绑着药箱。他是村里唯一还能提供“服务”的人。

八点，太阳完全升起。我活动着冻僵的脚，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三天观察，日常活动的村民，七人。平均年龄，六十八岁。

这个生我养我、曾经有两百多户、上千口人的村庄，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一张褪色、脆化、即将被风吹走的旧照片。

第二天，我去看我们家的地。五亩水田，已经租出去三亩半。承租的是个外地来的种植大户，开着大型农机，种的都是经济作物。剩下的一亩半，父亲还固执地种着水稻。“不种点口粮，心里不踏实。”他说。

田埂上荒草蔓延，很多地块显然已经弃耕，长满了芦苇和不知名的灌木。一只野兔从我面前窜过，消失在更深的荒草里。父亲指着远处一片地说：“那是你六爷爷家的，他去年进城带孙子了，地没人种，也不要租金，说谁爱种谁种。可谁要呢？种地不挣钱，还累。”

下午，我去镇上办事。路过那家曾经需要排队才能买到的“老刘包子铺”，门可罗雀。刘叔坐在店里刷短视频，见到我，勉强笑了笑：“哟，大学生回来了？吃包子不？给你热热。”

我买了几个，味道没变，但面皮似乎没那么喧软了。“生意……还行？”我问。

“糊口呗。”他叹气，“人都走了，卖给谁？年轻人吃汉堡奶茶，老人吃不了几个。我也快干不动了，儿子在城里叫了好几次，让去帮忙带孙子。”

镇上唯一还有点人气的是婚介所。玻璃门上贴满了征婚信息，清一色是男性，年龄从二十五到五十五不等。彩礼数额明码标价：十八万八起，上不封顶。

老板娘认识我母亲，拉着我悄声说：“你家有亲戚要介绍不？现在手里女孩资源少，得排队。介绍费这个数。”她伸出三根手指。三千。

我摇摇头。想起邻居家那个三十五岁、被骗光积蓄的儿子，如今在县城送外卖，过年都没回来。他家院子，荒草已经高过了门楣。

回村路上，我看到村委会外墙刷着崭新的大字标语：“乡村振兴，留住乡愁。”“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红底白字，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鲜艳得有些刺眼。

村委会旁边，是去年建好的“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二层小楼，门窗紧闭，门口的宣传栏玻璃碎了，里面的活动照片被雨水泡得面目模糊。

除夕夜，零零星星的鞭炮声显得有气无力。我们一家四口围坐着看春晚，屏幕里热闹非凡，屏幕外寂静如坟。

母亲突然说：“等我们老了，干不动了，大概也得去城里找你们。”

父亲闷头抽烟，没接话。

儿子看着电视里的歌舞，突然说：“爷爷，我们老师说了，农村是国家的根，要保护。”

父亲摸了摸孙子的头，笑了，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苦涩：“根要是烂了，还能活吗？”

窗外，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整个村庄沉入黑暗，只有远处高速公路上流动的车灯，像一条无声的、金色的河，载着人们和他们的希望、挣扎、梦想，流向看不见的远方。

这个夜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还是个孩子，在挤满人的村道上奔跑，两旁是此起彼伏的呼唤声：“回家吃饭啦——”炊烟袅袅，饭菜的香气真实可闻。我跑啊跑，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家的门。回头一看，来路已被荒草吞没，前方的人影一个个消散在雾里。

醒来时，天还没亮。我走到院子里，听见父亲在屋里对母亲低声说：“……后山的坟地，我又买了两个位置。一个我的，一个你的。离老家近点，孩子们将来上坟……方便。”

我站在初一的寒风里，看着这个我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村庄。它的衰败，不是轰然倒塌，而是像深秋的树叶，一片一片，悄无声息地凋零。等人们惊觉时，树上早已光秃秃的，只剩下僵硬的枝干，指向灰白色的天空。

而我们，这些从它枝头飘向远方的叶子，终将发现，无处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