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3年9月27日,黄州临皋亭。
48岁的苏轼怀里抱着刚满三天的婴儿,周围全是赶来道喜的宾客,可他那张脸上,偏偏看不出一丝初为人父的狂喜。
这是他在黄州贬谪的第三年。
作为曾经名满天下的才子,如今却挂着个团练副使的空头衔,在这个穷乡僻壤靠种地过活。
看着怀里粉雕玉琢的小儿子,苏轼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洗儿诗》,字字句句不像祝福,反倒像是“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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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被世人公认的大文豪,会希望自己的儿子“愚且鲁”?
这还得从十二年前,那个因为太聪明而差点掉脑袋的决定说起。
1071年,北宋朝堂的风向变了。
王安石的变法搞得轰轰烈烈,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
苏轼本想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但他那双眼睛太毒,偏偏一眼就看到了新法推行过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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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普通人,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苏轼是谁?
他是那个“奋厉有当世志”的苏子瞻。
他觉得既然看出了问题,就要指出来,这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老朋友王安石负责。
于是,他洋洋洒洒上书神宗,谈论新法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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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片赤诚的为国之心,在王安石眼里,却不是为了国家,而是针对个人的政治阴谋。
王安石急了。
他指使御史谢景温出面,在宋神宗耳边日夜吹风。
那时候的宋神宗年轻气盛,正想干一番大事业,最听不得有人泼冷水。
加上谢景温添油加醋地罗织罪名,皇帝大笔一挥:既然你苏轼看不惯京城的事,那就滚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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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倒也想得开,自请外放杭州。
对他来说,这哪里是贬谪,分明是公费旅游。
到了杭州,苏轼领了个通判的闲差。
没有了京城的刀光剑影,只有西湖的波光潋滟。
他很快恢复了乐天派的本性,既然不能在朝堂指点江山,那就带着朋友们在西湖边饮酒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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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场看似荒唐的放纵,让他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王朝云。
那是一次普通的宴席,酒过三巡,苏轼觉得乏味,便让店家唤舞姬助兴。
一群浓妆艳抹的女子鱼贯而入,唯独角落里那个身形尚小的女孩,未施粉黛,眼神清亮。
此时的王朝云年仅十二岁,虽沦落风尘,却有一股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
苏轼阅人无数,一眼便看中了她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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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散后,苏轼找到店家,替她赎了身。
那一刻,苏轼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觉得这般聪慧的孩子,不该在风尘中烂掉。
他把王朝云带回了家,交给妻子王闰之教导,仅仅是当做一名侍女养着。
他以为只是救了个聪慧的孩子,却不知道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孩,日后竟成了最懂他灵魂的人。
杭州的日子虽好,但朝廷没打算让他一直舒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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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听说苏轼在杭州过得比在京城还潇洒,心里那股火又窜了上来。
一纸调令,苏轼被扔到了北边的密州。
密州不比杭州,这里是边地,民风彪悍,还正赶上旱灾和蝗灾。
苏轼收起了风花雪月的心思,带着百姓抗旱灭蝗。
三年后,他又被调往徐州,紧接着又是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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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苏轼活像个救火队员。
密州遭灾他抗旱,徐州发水他抗洪。
他穿着草鞋,拿着铁锹,冲在堤坝最前线,硬是保住了一方平安。
无论苏轼走到哪里,王朝云始终默默跟在身后。
在徐州抗洪最危险的时候,富户们都在收拾细软逃命,苏轼把家眷送走避难,唯独王朝云不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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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虽然年纪小,却硬是要给苏轼煮饭煎药,照料起居。
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他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兴奋地对王朝云说:“这回咱们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了。”
为了表达感激,他按例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
谁知道,这封平常的感谢信,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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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虽然已经罢相,但他的党羽还在。
那帮御史拿着放大镜,在苏轼的文字里找茬,硬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更有甚者,把他往年的诗词全翻了出来,断章取义,拼凑出“反叛”的罪证。
神宗震怒。
逮捕令下达时,苏轼还在湖州衙门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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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皇差气势汹汹地冲进来,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架上了囚车。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的大牢,等待他的可能是死刑。
消息传出,昔日那些围在苏轼身边称兄道弟的朋友,瞬间作鸟兽散。
有人急着划清界限,有人落井下石,生怕沾上一星半点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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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人性的考验中,只有极少数人站了出来。
已经退休的元老重臣纷纷上书求情,甚至连正在养病的王安石,也忍不住叹息:“哪有盛世杀名士的道理?”
最终,在多方营救下,神宗免了苏轼的死罪,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规定“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意思很明确:留你一条命,但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苏轼出狱那天,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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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家眷们抱头痛哭。
而在人群最前面,那个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王朝云,眼眶通红,死死抓着他的衣袖不放。
对于王朝云来说,苏轼就是她的天。
天塌了,她的世界也就毁了。
一家人凄凄惶惶地到了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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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苏轼,虽然名义上还是个官,但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为了活下去,他脱下长衫,换上农装,带领家人在城东的一块坡地上开荒种地。
他自嘲为“东坡居士”,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
也是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光里,王朝云与苏轼的心贴得更近了。
此时的王朝云已经二十岁,到了该嫁人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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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妻王闰之是个贤惠人,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一日,王闰之私下劝说苏轼:“朝云这丫头对你死心塌地,你也离不开她。
若不给她个名分,难道让她做一辈子侍女?”
苏轼犹豫了。
他觉得自己年近半百,又是戴罪之身,怕耽误了姑娘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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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朝云不在乎。
在黄州的陋室里,她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
没有十里红妆,没有宾客盈门,只有两颗在苦难中相互依偎的心。
婚后的日子清苦而温馨。
王朝云不通文墨,却极通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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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苏轼拍着肚皮问周围的人:“你们说说,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满腹经纶,有人说是满腹文章。
唯独王朝云笑着说:“依我看,学士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听完大笑:“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1083年,王朝云为苏轼生下了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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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高兴坏了。
他在官场上一败涂地,老天爷却在天伦之乐上补偿了他。
三天后的洗儿会上,苏轼看着襁褓中的婴儿,想起了自己这半生的起起落落。
因才华而名扬天下,也因才华而几乎丧命。
若是自己当初笨一点、木讷一点,是不是就不会有“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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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就能让家人少受点惊吓?
他蘸饱了墨,在纸上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哪里是希望儿子真的愚蠢?
这分明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父亲,对孩子最沉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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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求儿子飞黄腾达,不求儿子光宗耀祖,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哪怕庸庸碌碌,也好过像父亲一样,在刀尖上跳舞。
他给孩子取名苏遁,字干儿。
一个“遁”字,道尽了苏轼想要逃离世俗纷争的渴望。
可偏偏命运并不打算放过这个苦命的乐天派。
仅仅十个月后,还没学会叫爹的苏遁,因病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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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苏轼寄托了无限希望,想要让他“无灾无难”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
苏轼抱着冰冷的小小尸体,痛哭失声。
他在黄州所有的快乐,随着这个孩子的离去,碎了一地。
王朝云更是哭得肝肠寸断。
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骨肉。
自此之后,王朝云的身体每况愈下,终日郁郁寡欢。
苏轼想让孩子“愚且鲁”以避灾祸,可他忘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无论聪明还是愚笨,弱小的生命在洪流面前,都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萍。
他虽然看透了官场的险恶,却终究挡不住生死的无常。
而那首《洗儿诗》,成了苏轼对这个世界最无奈的嘲讽,也成了他对那个早夭孩儿,永远无法兑现的祝福。
信息来源:
《苏东坡传》,林语堂,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苏轼年谱》,孔凡礼,中华书局,2005 《宋史·苏轼传》,脱脱等,中华书局,1977 《东坡志林》,苏轼,中华书局,1981 《苏东坡突围》,余秋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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