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宣圆：谭其骧中风之后

1991年10月中旬，谭其骧教授终于又一次大中风，送入华东医院抢救，方才脱离险境。不幸的是，他虽然神志清楚，但四肢瘫痪，大小便失禁，不能说话，无法吞咽，仅靠一只鼻孔输氧，一只鼻孔输鼻饲以维持生命。

一

“他是累垮的。”熟悉他的人都如是说。十三年前，在华东师大，他集中两个月时间，紧张地修改定稿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回到家才几天，就突发大中风，住院一年又八个月，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他刚刚挣脱“一批二用”的精神枷锁不久，又被套上肉体上“半身不遂”的桎梏，这对这位正在大展才华的老教授来说，是何等痛心疾首!他的学生、同事、朋友无不为他焦急，为他忧虑，他却很自信地说：“我不会死的，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他以惊人毅力同疾病作斗争，首先他要写字，他要著述，他拼命锻炼手臂功能，终于使右手奇迹般地恢复了自由活动。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完成国家交给他的那些“大部头”主编任务，他就要构思自己著作。现在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毛泽东同志生前亲自委托他主编的。八大册，304幅，幅幅色彩鲜艳，从原始社会到清代，幅幅平面图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山川、城邑。在这一幅幅平面图上，人们看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的缔造和发展进程；看到我们各民族祖先是如何在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内结邻错居，走过艰难曲折路途，最终凝聚在一个疆域确定、领土完整的国家实体之内。

这部“图集”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单山川、城邑的地名就有七万个之多，每一个地名的方位变化，名称的沿革，在地图上的定位、定点、定线，谭其骧都要亲自考证、亲自审稿，而这部“图集”的最后定稿恰恰就在他中风之后。他是一位做事极其认真的老学者。他逝世后，在他寓所中有两部破烂不堪的古书，一部《汉书·地理志》,另一部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他的学生周振鹤说：“学术界的同行都在议论，像谭先生这样求真求实的老专家在全国不多见了，在中青年一代中更少，也许越来越少了。”他同我讲这么一件事：在动乱岁月，绘图也涂上浓重的历史色彩，在牵涉到历史上国界问题时，是以对我国友好的标准来绘画，还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来绘画呢?谭先生是一位学者，学者有学者的良知，学者视学术如生命，不管多大压力，他都不违心，坚持以客观实际和可靠的依据去绘画。“宁可一时出不了书，也不能为出书马虎迁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这部“图集”才达到科学的高峰，才成为“我国史地界近百年来最重大的科研成果”。

我常常听到学术界同行说，谭其骧的文章“言必有据，字字珠玑”,做学问求真求实，一丝不苟。正因为这样，《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大部头”中的历史地理都要他当主编。比《中国历史地图集》工程更浩大的《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自然也非他莫属。

他那本来已是“半身不遂”的衰弱身体，怎能支撑得住这沉重负荷呢?他身体确实是累垮的。人们都知道，除了这样那样的主编任务以外，他还有大量的学术活动。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权威，“树大招风”,贸然寄来稿件，请他指正的有之，请他参加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论证会、博士论文答辩会的有之，而大多是老朋友，盛情难却。凡是他认为有必要参加的从不推辞，带着病弱的身体前往。有一年病情稍有好转，他南来北往，参加了十多个会议，由于疲于奔命，劳累过度，他曾经发生过几次小中风。医生、家属再三关照他多保重身体，他却一笑了之：“别人都说中风活不过十年，我如今已活了十多年，不还是挺好吗?”

二

他终于再一次躺倒了。他的好友、他的学生、他的同行去医院探望他，他总是睁大眼睛，红润的脸庞上绽开笑容，有时张开嘴巴，“咿呀，咿呀……”地叫个不停，他多么渴望同探访者聊天、谈谈学术……

他的学生葛剑雄教授告诉我，就在他住入医院的前几天，他打电话请葛剑雄到他家，商量建立一个中国历史地理学基金会问题。可是，基金会需要一笔巨款，老先生素来安贫乐道，淡泊人生，个人著作少，没有多少稿费。《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一共两万元稿费，集体的成果，每位参加者都得分，他作为主编，拿到七千元。他天真地说：“嘿，还有这么多的稿费。”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是他三十年的心血，知识的价值。在他看来，为国家集体项目工作，即使“义务劳动”也是心甘情愿。这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所以，他真的没有多少钱，后来，他细细一想，翻出几张存折，屈指一算，到年底连银行利息，倾其所有存款大概有两万元。

“我这两万元，就作为基金会第一笔基金，其余的再想办法吧。”他对葛剑雄说。并且用颤巍巍的右手，写下了“捐款意愿书”——“我自愿捐资人民币贰万元整，用以设立禹贡基金会……设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促进、资助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写毕，他委托葛剑雄与他另一位学生邹逸麟教授去办理。葛、邹把他的意愿书带到学校打字，隔几天寄给他签名。万万没有想到，就在那天中午，他来不及在这份意愿书上签名就匆匆忙忙地被送进医院抢救了。

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30年代初期，二十岁刚出头的他，就敢于同老师顾颉刚就《尚书研究》中的某些观点辩论，顾颉刚赏识他的胆识和才华，请他一起创立《禹贡》学会，并且委托他创办《禹贡》刊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为发展和开拓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研究领域尽力、尽心、尽责。

1990年，他八十大寿，他的学生发起为他祝寿，他却坚持把祝寿会改为举行一个国际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那一天，他拄着拐杖，拖着蹒跚的步履，走向讲台，一向不修边幅的他衣着整齐、干净。在会上，他做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专题报告。他毕竟年老体衰、中气不足，读了一半，就由别人代读。中国历史地理学包括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在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起步较晚，留下不少空白。他在报告中再三强调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希望的分支。我参加了这个研讨会，聆听了他的这个报告，许多同行对我说，谭先生的这个报告又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发展规划了一条宽广的大路。听听同行的反应，我端详谭先生的面容，他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啊!

三

谭其骧住在华东医院，起初三个病人一间病房，嘈杂不堪，家属和学校多次要求改善条件，但医院说没有单间病房，久久不得解决。后来，在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的过问下，医院总算把他搬到朝北的一间单人病房。为了更好地照料他的生活，家属请来一位护士，每月费用300元出头，此外，还有医院的管理费、营养费，连同家庭的房租、水、电、煤等费用，每月固定支出750元。但是，他的薪俸连同其他补贴，每月只有680元，入不敷出，家属难以负担，多次向复旦校方反映，校方取出“规定”,细细研究，亦是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他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全国社会科学学科中唯一的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又是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影响的500位名人之一。遗憾的是他没有官衔、级别，也没有能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按照这铁的“规定”,每月的护工费自然不能报销。

学术界同行愤愤不平、议论纷纷；家属四处奔波，寻求支持，最后求助于文汇报记者发“内参”反映，没有想到“内参”送上去的次日，吴邦国同志就作了批示：“对有特殊贡献的谭教授应予特殊照顾，特事特办，以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以担心攀比问题，但学术和贡献上又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

是的，在学术和贡献上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如果说奉献的话，谭其骧可谓典型矣!他一生除了留下属于他自己的著述——《长水集》论文集两册外，别无其他专著。刘知幾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古往今来，三长兼有者不多，而谭其骧恰恰具备了这三长。他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有超人的卓识，在史学史、文化史以及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在一封给他的信中说：“弟闲尝品评人物，曾谓以兄之才、之学、之勤奋、之成就，实属百年难遇，为朋友辈之骄傲。”

照理，像他这样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然而，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多的专著呢?用他的话来说：解放以来，一是长期教学任务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还很难预测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先搞个人著作的”。二是他“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何必出书?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

他说这番话是在1984年，也正是《长水集》即将出版之际。所谓“长水”,因他是嘉兴人，嘉兴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长水。他的时间，他的精力，都花在国家集体项目上了。《长水集》是在出版社再三再四的催促下才结集出版的。最令人遗憾的是那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未能问世。他是在我国大专院校里最早讲“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的教授。那时，我在大学里曾经听过他的课，他那广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性，至今还在我脑海中浮现。他的这部讲稿，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才，他的学生又用他的这部讲稿作为教材，去培养下一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才。十多年来，学术界同行、出版社编辑都催促他快快把这部“讲稿”整理出来公开出版。可是，他却忙于这样那样的主编，专心致志搞国家集体项目，实在无暇顾及自己的著作。1984年，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希望能够再工作十年，一方面完成国家重点项目，一方面把学术界瞩望甚殷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写出来，此生也就不算白活了。”他视国家重点项目高于个人著述，这是因为国家重点项目“都是为了建设、发展祖国社会主义文化所必须完成的项目”!写到这里，我想到在他遗体告别仪式上，华东师大苏渊雷教授送给他的一副挽联：“禹贡舆图兴绝学，文章道德冠儒林”。谭其骧，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一生为国家集体项目献身的老教授，其贡献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有哪一个可与之攀比呢?

吴邦国同志的这个批示，给学术界同行和谭其骧家属以巨大的鼓舞，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今天，要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还需要破除那些不尽合理的“规定”吗?不是还需要破除人们思想上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吗?

谭德睿，谭其骧的大儿子，这位青铜技术研究专家兴冲冲地赶去医院，向他的父亲念了吴邦国同志的批示，谭其骧听得很认真、很仔细，不时睁大眼睛，“咿呀，咿呀”叫。谭德睿念完了，他凝视良久，眼角冒出泪花。这位在大革命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隔近半个世纪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教授，听完了市委书记的批示，心里久久不得平静。也许，他正沉浸在欢乐的回忆中，十年前，他在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上写道：“人生的理想是做好工作，多为人民服务，尽可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今天，市委书记对他在学术上的肯定，生活上的关怀，他可以问心无愧，高高兴兴地闭上眼睛走了。

谭其骧真的走了。9月7日上午十时，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他平静地、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他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写有“文化神州”的白绸布，这是他的学生精心制作的。“文化神州系一身”,本是国学大师陈寅恪挽王国维的诗句，陈寅恪哀王国维之死，也哀自身，哀中国文化。谭其骧的弟子借用陈寅恪的这句挽诗，为他们老师之死志哀，为中国学术文化界之丧失他们老师而哀!“文化神州系一身”,谭其骧无愧于这一称号，他的贡献、他的功勋，将永世长存。

(原载《文汇报》1992年12月4日第5版)

附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兴起了“旅游热”,许多地方都在争抢历史名人，西施的故里在何处?有的说在萧山，有的说在诸暨，双方争论不休。当时，我在文汇报编《学林》专刊，收到不少这方面的文章。1986年4月，浙江一个叫何时章的写了一篇《西施故里在诸暨无可置疑》,要我转给谭其骧先生。这是谭先生的复信，他要我转告作者。此信尚未公开披露，因此，附录于下，以飨读者。

宣圆同志：

惠书及附件收悉。

关于西施故里在今诸暨还是萧山之争，我知道最近争得很热闹，但双方的论据我不清楚，所以要我表态颇感困难。记得主萧山说的同志约在一两个月前曾寄来一件打印品，匆匆翻过一遍，现在该件既不知道压到什么地方去了，内容也记不起了。个把星期前又收到署名何时章的《西施故里在诸暨无可置疑》一文，由于实在忙不过来，还没有来得及翻。不知高逸同志(施宣圆传去的文章作者)此文与何文有无关系?今就高逸同志此文提三点意见：1.后汉书郡国志余暨县下刘昭注引越绝(书)曰：“西施之所出。”余暨即今萧山，这条材料大概是主西施为萧山人的最早文献依据。今本越绝书没有这一条，但今本古籍往往有佚文，不能说这条是刘昭杜撰的。则西施为今之萧山人，汉人已有此说，不能说始于毛奇龄。即使越绝书本无此说而是刘昭所创的说法，昭乃南朝梁人，也不能说始于清代。2.后汉书郡国志上诸暨、余暨是两个县，可见刘昭确认为西施是余暨人，而不是诸暨人。除非有坚强的论据，驳倒刘昭此条，否则是难以断定西施是诸暨人的。郡国志注此条的确没有出现苎萝山三字，但它明说西施出于余暨，何必一定要有苎萝山三字才能肯定它的史料价值呢?3.文章末了引了我的一种见解：不能用明清志书里的记载作为秦汉史事的依据，但鄙见似与西施故乡之争扯不上。因为主张西施是萧山人的，他们的根据未必是毛奇龄和越中杂识，很可能是郡国志注引越绝书，怎能说他们是以明清方志翻先秦秦汉记载的案呢?所以，我对此案虽不敢说谁是谁非，但觉得就此文本身而言，怕是站不住脚的，更驳不倒对方。请以此意转告作者，供他考虑。

另有一点附带提一提，越中杂识的作者既为“西吴悔堂老人”,可见此人号悔堂，乃西吴人，西吴即湖州，那么文中“不像是越地人”这句话，应改一改。

匆此奉复，即颂

近祺

谭其骧(1986年)4,30

来源：《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