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怀孕妻子，红军师长叛逃，1949年却率兵起义，陈毅：既往不咎

一九四八年冬，山城重庆的渝中监狱里寒气逼人。看守推门进来，低声对囚室里的中年男子说：“方师长，外头又有人求见。”那人披着军大衣，胡茬满面，目光却依旧凌厉。这个看守口中的“方师长”，正是昔日显赫一时的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

若只翻阅早年的军史，人们很难把“阶下囚”与方步舟联系在一起。湖北大冶富家子弟，学院出身，二十岁出头便投身革命，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浴血未改初心。清瘦的面孔、眼里透出的锋芒，让他迅速在红色队伍里崭露头角。

回到家乡，大冶山野正是白色恐怖的旋涡。知根知底的乡绅和团防把他当眼中钉，他却只身穿梭陌巷，十几天内勾连起一支地下党员骨干。阳大县委、大冶县委先后建立，贫寒农人手握梭镖大刀，在祠堂里宣誓——这是鄂东南革命火种烧起的最初一缕烈焰。

一九二九年春，红五军五纵队南下同当地方志队伍合流，鄂东南独立师挂牌。枪不过三百，却硬是连下阳新、通山几个县城。乡亲把粮食、门板都送到军营，方步舟说过一句话：“枪口向外，田地归民。”这句话在茶馆里传了许多年。

战火最盛的三十年代，红十七军、红十六军轮番鏖战。运动战、反“围剿”、夜袭、伏击，方步舟手里的队伍常常打得敌人心惊。可风光背后也埋下众矢之的。一次整顿中，高层追究失利责任，军长张涛先倒下，接着孔荷宠叛变。前线残酷，后方掣肘，方步舟与省委书记傅秋涛嫌隙渐深。

一九三七年一月，大幕山失利成了转折点。傅秋涛革了方步舟的职务，紧接着是痛彻心扉的开除党籍。队列里有人窃窃私语：“方师长咋就成了叛徒？”更重的打击还在后面——怀有身孕的妻子落入敌手，勒令他投降，否则母子性命难保。理智与情感的缝隙里，他崩溃了。

三月，方步舟借侦察地形脱离部队，投向国民党第七十二师。熟悉红军山道部署的他，被迫透露出一路机密，致使红十六军再次重创，仅剩两百余人跃入深山保命。鄂东南根据地随之破碎，流言四起，士气大跌，这便是背叛的沉重代价。

然而，投敌并未给他带来想象的安乐。腐化、猜忌、暗斗，蒋系与地方杂牌彼此倾轧。方步舟心里发苦，甚至在抗战期间暗中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结果自己反被关进看守所五年。朋友探监时听到他自语：“早知如此，当初何必转身。”

一九四九年春，他被保释出狱。老同学刘培初把他拉到浙江，封了个绥靖总队副座，实为蒋介石警卫外围。此时，解放战争已到决胜关头，华东野战军铁流南下，江南风声鹤唳。方步舟对刘培初说过一句：“潮水都退了，还守得住这摊沙吗？”

与沔阳县委取得秘密联系后，他谋划“擒蒋”并顺势倒戈。计划走漏风声，刘培初急令缉拿，方步舟抢先发动。四月二十三日拂晓，宁波城外枪声突起，八百兵士丢下青天白日旗，高呼“人民解放万岁”。这支看似零散的队伍，被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收编。

处置难题随之而来：往事太沉，资历太老，是敌是友一时难断。王建安思忖再三，电呈三野司令部。陈毅阅电，当夜与参谋讨论。传说里，他仅说了一句：“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但入党之门暂且不敞。”一句话，既割断旧怨，也留出自新之路。

南京解放后，方步舟被安排在华东野战军教导旅任顾问，后转安徽宣城农场，再到南京青龙山林场。职位不高，俸给微薄，却足以让他在林木之间度过余生。有人打趣：“昔日的师长，如今只管树木。”他苦笑，不置可否。

一九六零年代，老部下探望，问起当年的大幕山之败。方步舟摆摆手：“那笔旧账，付清了。”老兵却说：“要不是你当年硬顶，我们早埋山里。”功罪纠缠，是与非终成历史学者的课题，当事人倒显得淡漠。

一九九零年春，方步舟病逝，终年九十岁。故乡大冶的乡亲提起他，仍愿把那句“枪口向外，田地归民”挂在嘴边。波折的一生就此落幕，档案里只留下八个字：曾立功，亦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