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的女儿访问大陆：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1991年2月的北京站台，寒气裹着汽笛声钻进衣领。拖着箱子的中年女子徐继红先看了眼怀里的旧照，又抬头寻找接站人。照片边角卷起，背面潦草写着“功德林”“文强”两行字，像是多年未解的扣子，越攥越硌手。

她此行只有一个目标——换来一纸正式的死亡证明。没有那张纸，台湾方面的抚恤程序寸步难行。可对徐继红而言，更要紧的，是把十八年前那段讳莫如深的情节拼回原貌：父亲徐远举，到底倒在怎样的结局里？

横跨半个世纪的谜团得从1914年说起。那年秋天，湖北大冶的苦力街头多了个清瘦少年，他就是徐远举。家境清寒，却偏要闯出名堂，十八岁孤身跑到广州，考进黄埔军校第七期。枪声、号角、操典，熬出一身狠劲，这是他后来覆水难收的开端。

枪法学成，他又钻进戴笠在南京办的特训班。教官们不讲兵法，只教盯梢、破门、行刑。徐远举悟性高，行动里带着狠辣，被调往上海站见习。那时军统在法租界暗潮汹涌，他拉上和自己最投缘的沈醉，一口气跑遍弄堂酒肆。两人相见恨晚，可戴笠一句“此子心术太深，放到西藏练练”便把他远派藏区。

表面是贬谪，实则另辟战场。西藏地广人稀，特务更显眼，徐远举却靠着山路穿行和察言观色的本事，很快闯出口碑。1945年，他的名字被毛人凤记下，调重庆，出任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专司剿共。他的利刃第一次真正出鞘，上海的街头记得他，江湖也惦记他。

《挺进报》案最能看出这把刀的锋利。1948年春，他锁定这张地下党机关报，一道密令下去，邮路被截、书店被翻、江面封船。抓到的红色交通员盛超群死不吐口，连弟弟被绑来刑讯也不改口。气急败坏的徐远举亲手批死，鲜血浸透了西郊的荒坟。后来有军统老资格摇头叹息：“这一刀太重，砍到自己脚面上。”

时间推到1949年11月。重庆行将易帜，西南特区保密局里一片慌乱。徐远举勒令：“白公馆、渣滓洞不留活口！”短短一昼夜，一百六十余名革命者被残害。凶名至此坐实，甚至让毛人凤都心惊，不再愿为他担保撤台。

重庆起义，追兵在背，他仓皇撤到昆明，却被卢汉起义部队拿下。铁门合拢的那一刻，昔日的风云人物忽成笼中囚。他被关进白公馆，恰是自己昔日的刑场，讽刺得让守卫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1956年冬天，他与沈醉、周养浩等移押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外界称这三人是“军统三剑客”，此刻却需同吃粗粮、共做针线。刚来时，徐远举桀骜难驯——批评他，他就拍桌子；谈认罪，他就冷笑。帮教干部几度碰壁。一次集体讨论，文强当着百人戳破他：“杀了几百条命，还想端什么架子？”场面一阵死寂，徐远举低头，那是他第一次沉默。

沉默之后，他一头扎进书里。《资本论》三卷，他硬是啃完，旁批密密麻麻。劳动车间里，他抢最重的活，抡铁锹、扛麻袋，双手磨出厚茧。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初来乍到的新战犯讲透“从旧到新”的心得，颇像当年教特务盯梢的教官，只是内容已全然相反。

1960年第二批特赦公布，他作为代表发言，却没被赦。目送沈醉、范汉杰踏出大门，他的神情复杂。那夜，他在日记里夹了一片干枫叶，只写一句：“人各有命，且熬。”

接下来的十三年，名单一波波贴出，他始终榜上无名。有人悄声议论：“血债太重，怕是要关到老。”他不吭声，却越发拼命劳动，像在与命运拔河。

1973年1月19日，北京迎来入冬最凛冽的一场寒潮。傍晚，徐远举和缝纫组因返工起了争执，火气往上蹿，他拂袖而去。深夜，他执意冲进无热水的澡堂，凉水哗啦落下，守夜人只听到“咣当”一声闷响。再见时，徐远举脸色灰白，瘫倒在床。医生到场判断高血压并发脑溢血，必须紧急送医院。审批流程却层层递签，延误了一夜又一晨。1月21日上午，复兴医院下达了不可逆的病危通知，年仅五十九岁的“重庆魔鬼”生命线就此划句点。

噩耗经管理所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批示上只留一句：“究因何延误？”追查结果认定为处置不当，但已无法逆转。

骨灰在京郊安置至1981年，才由妻子带回汉阳。此后十年，无人再提起他。直到1991年，已移居台湾的徐继红敲开功德林离休干部姚伦的家门。简短问候后，她递上一叠申请表格：“请帮我写清楚日期和死因。”姚伦沉默片刻，执笔在官方抬头的纸张上写下：“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脑溢血逝世，未及抢救。”

纸张落印，故事收束。带着证明返回台北的徐继红，只管完成那笔抚恤的手续。她没告诉外界，离开北京前，曾在雪夜站在白塔寺外，一声不吭地望了很久。或许那一刻，她在心里问的已不再是“父亲怎样死”，而是“他为什么一步步走到那条路的尽头”。

徐远举的名字，最终停在历史档案里。他留下的，不止是那张写着“脑溢血”三个字的医学结论，更是对残酷岁月的一串冰冷注脚：刀落之地，终有回响；行至绝路，再深的城府也挡不住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