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西安事变推动者，后担任外交副部长，儿子曾是中信证券董事长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秋风刚吹过长安街，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作为筹备外交部的骨干，王炳南在人群后排默默注视升起的五星红旗——他知道，这一声礼炮，意味着自己二十多年奔走斡旋的理想，终于有了落脚的土地。很少有人记得，在这个酝酿新国家诞生的清晨，他还在拟定外交部的第一份对外公函，字句掷地有声：新中国不再承认旧政权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回到1919年，五四的火种点燃了许多年轻人的胸膛。17岁的王炳南站在人群最前，呼号声嘶哑，却从此把命运与民族紧紧绑在一起。那年秋天，他加入共青团，很快又成为陕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谁也没想到，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书生，会在十年后推动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幕。

1929年，21岁，他踏上驶往神户的邮轮。杨虎城将军资助了这位青年赴日再转德意志深造。柏林的灰暗天际、东京的喧嚣街市，没能削弱他心底的理想。除了学经济，他还暗中负责旅德党组织的联络，偷偷把《赤色中华》塞进留学生的外衣里。有人劝他：“小王，悠着点，别惹事。”他笑答：“不惹事，国家怎么新生？”一句话，咄咄逼人。

1935年冬，他携学成的德文文凭回到西安，身份却被精心隐藏。表面上是杨虎城的秘书，实则肩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令——说服杨部彻底转向抗日。那是一场耐力赛。他陪杨虎城巡视防区，借着夜色聊起山西失败的教训；他在军官茶话会上推心置腹，讲述红军长征的真相。一点一滴，磨平误解，也把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焦虑汇聚成一股火焰。

1936年12月的清晨，西安城头传来枪声。蒋介石被扣，天下震动。事变爆发前夜，张学良仍犹豫不决。王炳南递上一张写满要点的纸条：“兵谏非叛乱，目的是救国。”张学良沉默许久，轻轻点头。后来毛泽东回忆道，如果没有地下工作者的穿针引线，统一战线的曙光不会如此快破晓，王炳南便是那根关键的线。

和平善后谈判时，他再度登场。既要稳住西安城内数十万将士的情绪，又要与延安、南京来回沟通。谈判桌上，他抛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核心方案，迫使国共两方在各自底线间找到了交集。卢沟桥硝烟升起时，统一战线业已成形。

全面抗战进入最艰苦的1940年代，王炳南调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围的南方局。国民党在报纸上渲染“共军不抗日”，他就邀请美、英记者登门，看新四军伤员治疗的残破病房，听前线指战员的口述。皖南事变后，他连夜赶赴香港，把被俘名单、电台电文向外媒披露，蒋介石的尴尬只得靠内刊沉默来掩饰。靠着这股子韧劲，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被硬生生打开缺口。

1949年初春，解放大军南下，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中央点将：“让炳南负责组建新中国的外交班底。”他带着十几名在战火中历练的青年，在破旧的交通部大楼里熬夜起草文件，甚至把桌椅搬进走廊，一张张誊写公函。有意思的是，第一张写错字的草稿，被他留作窗前警醒：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一笔都写不得含糊。

1955年1月，他出任驻波兰大使。那是冷战最紧张的当口，中美代表每两周辩论一次，地点就在日内瓦。美方代表约瑟夫·罗伯逊面对这位中国谈判代表时，屡屡试图“下马威”。王炳南扬起手中文件，平静地说：“关起门来谈事，可以；扣人回国，绝不行。”几个月后，“钱学森可以启程”的电报从华盛顿发回，罗伯逊只得按下签字笔。这一回合，外交史罕见地写下了“以理服人”的注脚。

1964年，他被召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国际友协与民间渠道。恰逢国内政治气候突变，昔日功绩一夕失色。批斗会的聚光灯下，他被迫摘下眼镜低头，但一句指责他“投机”的口号刚喊出口，他们就看到这位老人仍挺着脊梁。1975年后，风云渐息，他被请回会议桌，继续拓展民间外交。那几年，全国对外友协从二十多个友好组织扩至上百个，背后都是他带队跑出的行程记录。

1988年3月19日，北京医院的病房灯光昏黄，王炳南在呼吸机旁低声嘱托：“把资料整理好，留给年轻人。”翌日清晨，他病逝，终年七十九岁。新华社的短讯只有寥寥数百字，却难写尽这位老外交家三十年的风雨。

家国情怀在王家的下一代延续。长子王东明留学加州大学，主攻金融工程。改革开放后回国，他在深圳证券业里摸爬滚打，从研究员到南方证券副总裁，再到中信证券董事长，一路跌宕。坊间常说“政坛父，商界子”，其实家中长辈更看重的是那股敢闯劲，正如当年西安城楼枪声响起时的魄力。

值得一提的是，王炳南留下的手稿至今仍藏于国家博物馆。翻开最早那本德文笔记，“Freiheit”（自由）一词被反复圈划。历史学者在评介他的一生时，常把他与“隐秘战线”并列。事实上，外交无声的硝烟，和战场上的炮火一样凶险。王炳南能在夹缝中立身，其底气来源于早年的信仰，也来自百炼成钢的意志。

若要在漫长革命进程中找出一条暗线，便是那些在幕后穿针引线者的足智多谋。他们不一定手握枪杆，却能让战局转折；他们不一定身披勋章，却能让世界倾听。王炳南正是这样的身影：从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到新中国的外交开路人，再到民间交流的搭桥人，他始终不改当年在校门口振臂高呼的热忱。

在他的年谱里，1936年、1955年与1964年像三座分立的灯塔，照向中国由救亡走向建设、由封锁走向开放的航道。一个怀揣爱国初心的青年，可以在战火与谈判桌之间穿梭，也能把家国的种子留给下一代。从乾县小镇出发，沿着渭水、穿过黄河、踏过长江，终在北京长安街见证了理想变成现实。这，或许就是王炳南波澜一生的全部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