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翻倍却陷两难：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有钱为何难有归属感

你见过那种老茶馆吗？木头门框被手肘蹭得发亮，铜壶嘴儿还冒着热气，角落里几个中年人用维吾尔语聊生意，语速快得像炒豆子，旁边哈萨克族小伙端着奶茶路过，笑一下，点头，但不坐下。这画面在阿拉木图老城区太常见了——29万维吾尔人，从沙俄时代就在这片土地上落脚，三代人扎进泥土里，可户口本是哈萨克斯坦的，身份证上的“民族”栏写着“Uyghur”，而菜市场卖馕的大叔随口一句“他们啊，是伊犁那边来的”，语气熟稔，又轻飘飘地，不带一点“本地人”的分量。

1991年那年冬天，阿拉木图街头飘着雪，广播里反复播着哈萨克斯坦独立宣言。没人想到，一纸公文会像一把钝刀，慢慢削掉维吾尔人的日常支点。以前办个营业执照，填俄语就行；现在孩子报名上学，得先过哈萨克语笔试，还要认拉丁字母写的新哈语——2017年推行的那套，连本地哈萨克族老教师都挠头，更别说从小在维吾尔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全哈国现在只剩60多所维吾尔语授课学校，有些校舍墙皮剥落，课桌腿钉着铁皮补丁，校长一边擦黑板一边叹气：“上个月教育局来查经费使用，我拿去年的账本，他们看了半天说，‘你们这维语课，还开得下去？’”

生意倒是没停。阿尔图恩市场二楼，阿不都热西提的铺子堆满苏州产的衬衫、东莞产的小家电，清关单据上盖着中哈两国的红章。他用哈语跟税务员谈减免，用俄语跟批发商砍价，回家一推门，老婆正教小孙子念《十二木卡姆》选段。但2023年夏天，隔壁摊位一个哈萨克族青年嫌他压价太狠，两人争了几句，对方手机一拍，发到TikTok上配字：“中国商人不交税，专抢穷人摊位。”视频三天破百万播放，评论区全是“他们到底算哪国人？”“孩子上哈语学校吗？不交社保？”——没人提他2004年就在阿拉木图注册了公司，也没人提他给社区修过三盏路灯。

茹斯塔姆·凯里耶夫三十出头，在民族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时穿深灰西装，袖口露出一点艾德莱斯绸边。他说完维吾尔语教材短缺的现状，台下有官员笑着递来一杯马奶酒：“小茹啊，你爸当年在塔尔迪库尔干种棉花，咱们可是同一块地里出来的。”话是暖的，可会后秘书递来的文件夹里，2024年教育拨款明细表上，“维吾尔语教学支持项”那一栏，写着“暂缓审议”。

有些年轻人真走了。去年冬天我去阿拉木图机场送朋友，候机厅里碰见两个戴白帽的维吾尔小伙，拎着土耳其航空的登机牌，其中一人笑着指指自己手机屏保——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的晨光。“那边维吾尔语报纸有五家，清真寺阿訇会说咱的方言。”他顿了顿，“至少不用再解释，为啥我名字后面不带‘别克’或‘古丽’。”

阿拉木图地铁站壁画上画着各民族牵手，颜料崭新。但每天早八点，维吾尔族中学生挤在换乘通道里，一边翻哈语单词本，一边把馕掰成小块塞进嘴里——他们出生在这里，小学同学是哈萨克族，初恋是俄罗斯裔，可每年诺鲁孜节，亲戚们围坐吃饭，聊的还是伊犁河谷的雪什么时候化，谁家亲戚去年回了喀什，带回来一包没拆封的玫瑰花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