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郁不是《襄阳记》嫁接、美化的吗？

很多人说习凿齿的《襄阳记》是一本小说，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来看习郁。

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帝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习凿齿《襄阳记》

按《襄阳记》记载，建武年间中期，侍中习郁随光武帝南巡黎丘（在今湖北宜城），因和刘秀做了相同的梦而被拜大鸿胪封襄阳侯，那么这件事可靠吗？按说这么重要的人物，又是随皇帝巡视天下，又和皇帝同梦，又被刘秀拜官封侯，习郁怎么可能不被成书于《襄阳记》之前的任何史书以及稍后的《后汉书》记载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下面让我们一点一点考察。

先看时间，建武为光武帝年号，共使用32年，查《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在建武十八年（42年）十月“幸宜城”，那就和黎丘很近了，故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件事的可能性，但史书没有记载这次南巡的详细情况，也没有提到习郁，所以我们需要慎重。再看侍中，侍中是古代皇帝核心人物， 据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考证，侍中负责在皇帝身边应答咨询、纠正过失，皇帝外出时需要陪同乘车、骑马随从，携带传国玉玺、斩蛇剑。那么，假如习郁是侍中的话，他就有可能陪刘秀巡视天下，但据《后汉书》，阴识、阴兴、戴凭等人在光武朝先后任侍中，但没有习郁。最后看习郁和刘秀“同梦”以及被拜官封侯，这就不太合理了，因为冯顺、郭况先后任大鸿胪，郭况从建武二十年（44年）起任大鸿胪。

其实最关键的是刘秀有没有去过黎丘，《后汉书·朱祐传》记载“帝（刘秀）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秦）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这件事发生在建武三年（27年），背景是阿头山之战和黎丘之战。

下面让我们看“习郁”这个名字，王莽篡汉后曾派望气者苏伯阿到南阳。苏伯阿遥望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看得出来，“郁”指刘秀的帝王之气，后世用“南阳佳气”形容帝王崛起的祥瑞征兆，如杜甫在《喜达行在所》说的“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曾巩在《郡斋即事二首》说的“长在南阳佳气中”都直接化用刘秀的帝王之气。

看得出来，习郁是习凿齿以刘秀、岑彭、李由、郭况等人为原型，加入自己的想象演义而成的祖宗，这是西晋石崇、王凯攀比之风的延续，也是魏晋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习凿齿美化、神化习郁，显然带有抬高家族地位，争取政治资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