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油条到百亿船王，从银行职员到首富，新加坡福建帮的南洋史诗

在东南亚的商业星图上，新加坡犹如一颗璀璨明珠，而其光芒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群华人企业家的智慧与汗水。他们从福建沿海的小村庄出发，乘着木船漂洋过海，在异乡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建立起横跨金融、地产、航运、制造的商业帝国。郭令明家族、邱德拔家族、黄加种家族、周玉琴家族——这四个名字背后，是四段交织着拼搏、传承、危机与复兴的传奇。他们不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更在“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家族传承之道，成为新加坡经济版图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文将追溯这些家族从福建祖地到南洋商界的跨越之旅，剖析他们事业成就与传承智慧，并探寻那根连接着故土与南洋的、永不割断的文化脐带。

四大豪门——商业版图与传承智慧

郭令明、郭益智父子

郭令明家族：地产王国的代际考验

2025年2月，新加坡商界被一则消息震动：83岁的城市发展集团执行主席郭令明与其长子郭益智陷入“夺权大战”。这场父子内讧，意外地让这个向来以“家和万事兴”著称的老牌豪门暴露在聚光灯下。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场风波中，郭令明家族的财富逆势增长24%，以143亿美元跃居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第二位。

时间倒回1928年。厦门同安莲花镇沃溪村的16岁少年郭芳枫，怀揣8块银元买了半张船票，挤上英国轮船“大马鸭家”号。咸湿的海风拍打着少年稚嫩的脸庞，他回头望了一眼逐渐模糊的闽南海岸线，转身面向未知的南洋。谁曾想，这个连完整船票都买不起的少年，日后会创立影响东南亚的丰隆集团。

在新加坡，郭芳枫从堂姐夫五金店的杂工做起，后与陆续南下的三位兄弟联手，以7000元资本创办丰隆公司，经营五金、轮船用具。历经84年风雨，这个家族已“富过三代”。1994年郭芳枫去世后，长子郭令明与弟弟郭令裕接班，将家族地产旗舰城市发展打造成新加坡最具实力的开发商之一。

然而传承之路并非坦途。2015年郭令裕去世后，家族第三代开始走向台前。郭令明长子郭益智、郭令裕之子郭益升相继进入集团管理层。2025年的父子矛盾，表面是投资中国协信地产失利引发的决策分歧，深层则是两代人对企业控制权与未来方向的不同理念。耐人寻味的是，危机中郭令明火线提拔侄儿郭益升为临时总裁，展现了家族内部平衡的智慧。

与郭令明家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堂亲——郭令灿家族。当年兄弟分家，郭芳枫主管新加坡丰隆，兄长郭芳来则掌舵马来西亚丰隆。郭令灿作为大马丰隆二代掌门人，将事业拓展至金融、制造等领域，曾位列马来西亚第二大富豪。虽地理分隔，但两地郭氏家族股权互持、利益相连，数十年来以团结著称。此次新加坡主支的动荡，是否会影响这个横跨两国的家族网络，仍是未定之数。

邱德拔女儿邱美玉（Mavis Khoo-Oei）

邱德拔家族：跨越三代的“守业密码”

2004年2月21日傍晚，86岁的新加坡首富邱德拔因心脏病去世。消息传出，不仅商界震动，新加坡政府也面临挑战：按法律，邱氏遗产需缴纳高达4亿新元的税款。然而邱德拔生前早已布局——他设立的遗产基金会，既确保了财富有序传承，又延续了家族的慈善事业。

邱德拔的创业故事始于一次职场挫折。1959年，在华侨银行苦干26年后，42岁的他因无法进入董事会愤然离职。这次打击反而激发了他的创业决心。次年，他敏锐捕捉到战后东南亚金融真空，以1000万林吉特创办马来亚银行。短短六年，108家分行如雨后春笋般开设，打破了外资银行的垄断。

邱德拔深谙“危机即转机”的投资哲学。1966年收购良木园酒店等5家上市公司；1980年控股文莱国民银行；1986年联手包玉刚收购渣打银行37%股权——每一次收购都是精准的市场判断。尤其是1985年的会德丰收购战，虽最终败于包玉刚，但其展现的战略眼光，为日后合作奠定基础。

邱德拔去世时留下15名子女（4子11女）。按常理，如此庞大的家族极易陷入财产争夺。然而邱氏家族却走出了一条“分而不裂”的新路：六女邱美玉担任良木园集团董事长，妹妹Elizabeth管理怡阁大酒店，幼子邱金海则活跃于电影艺术领域。14名在世子女形成了独特的“协同治理”模式。

每月举行的家族会议采取“一人一票”原则，重大决策民主协商。家族委员会、交叉持股机制、清晰的利益分配——这些制度化设计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更值得称道的是，家族将慈善事业作为价值观传承载体：捐赠1.733亿元建设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资助新加坡邱德拔医院等。正如家族顾问所言：“邱家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既珍视福建人吃苦耐劳的传统，又拥抱新加坡开放创新的精神。”

泛联集团创始人、新加坡“民营船王”黄加种（Ng Kar Cheong）

黄加种家族：从卖油条到“民营船王”

2025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一个久违的名字重新出现：黄汉发及其兄弟姐妹以10亿美元身家位列第50位。这是黄氏家族在缺席七年后重返榜单，背后是泛联集团凭借低碳水泥和人工智能优化运营，实现股价翻倍的逆袭。

时间回到1944年。二战烽火中的新加坡，一个不满10岁的男孩提着竹篮，在街头叫卖油条。一根油条3分钱，他总能将50根一筐的油条卖光。这个男孩就是黄加种，福建晋江安海镇一个清寒华侨家庭的长子。因父亲失业，他被迫辍学养家，除了卖油条，还卖过糕饼。

祖母心疼孙子，觉得街头叫卖不是长久之计，便送他到五金店当学徒。1957年，黄加种结婚后向岳母买下一部“小罗厘”货车，为建筑工地拉水泥。祖母再次干预，认为他入错行，并拿出积蓄的3000元资助他创业。1958年，黄加种与好友创办“协顺五金”，开启商业征程。

1963年成为转折点。新加坡政府开放裕廊工业区，毫无工程经验的黄加种大胆向美国佛罗建筑公司分包项目。1974年，他在毛广岛标到1200万新元的填海工程，斥资400万购买8艘船运土填海。工程完工后，他顺势创立泛联船务，奠定集团基石。

从维修船舶到建造新船，再到1993年将泛联集团推向新加坡交易所上市，黄加种被誉为“民营船王”。然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他启动“分工不分家”的传承布局：长子黄汉发任董事经理，次子黄健华任执行董事，女儿黄美玉、黄美美分管财务和行政。

其中黄美美的表现尤为亮眼。她推动集团低碳转型，设下“2030年只提供低碳混凝土、2040年碳中和混凝土、2050年全公司碳中和”的目标。2016年，她与何晶、周玉琴一同入选亚洲50大商界女强人。2024年7月，她接替兄长成为集团执行主席，完成从二代到二代的平稳交棒。

新加坡海峡贸易有限公司执行主席周玉琴（Chew Gek Khim）

周玉琴家族：银行世家的优雅传承

在新加坡社交场合，总能看到一位身着精致旗袍的女性优雅穿梭。她是周玉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第36位，身家15.5亿美元的海峡贸易执行主席。旗袍是她的标志，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她背后惊人的家族网络：外公是华侨银行前主席陈振传，堂舅是新加坡前总统陈庆炎，与李光耀家族还是远亲。

周玉琴1961年出生于乌节路一栋百年洋房，这栋建筑由陈嘉庚于1926年建造，后被其外公陈振传买下。母亲陈琼莲是陈振传的二女儿，父亲是医生。作为长女，周玉琴从小在外公家长大，1984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却选择成为德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1987年，在陈振传多次劝说下，周玉琴加入家族投资公司帝基集团。从基层做起的她展现出卓越能力，逐步走向管理核心。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新加坡要求私营银行剥离非金融业务，这迫使陈振传加速传承布局，周玉琴正式步入舞台中央。

2005年陈振传去世后，周玉琴面临严峻考验：家族试图收购罗敏申集团和莱佛士酒店均告失败。2008年，她力抗持股更高的李氏集团，经过三轮竞价，以21.8亿新元取得海峡贸易89%控股权。这场收购被外界视为陈氏与李氏两大家族的对决，但周玉琴强调：“这纯粹是商业决定。”

除商业成就外，周玉琴深度参与公益。她自1991年起担任陈振传基金会理事，现为副主席。该基金会办公地点设在陈振传大厦，持续资助教育、医疗项目。她还曾担任新加坡国际环境局董事会主席、国大校董等公职，2010年获国家荣誉勋章，2021年获授文学博士学位。

陈振传的传奇同样精彩。1908年他出生于银行世家，17岁进入华商银行任书记，1942年34岁即出任华侨银行执行董事，成为新加坡银行业最年轻的经理。二战期间，他提前将银行总部迁至孟买，保全了资产。1966年他接替李光前出任董事主席，直至1983年退任，被尊为“华侨银行先生”。

根脉永续！故土情深与传奇密码

郭令明一家

闽南基因：拼搏精神的共同源头

翻开四大家族的历史，地理坐标不约而同指向福建沿海。

郭令明的祖父郭芳枫来自厦门同安莲花镇沃溪村；邱德拔祖籍厦门海沧区；黄加种出生于晋江安海镇；周玉琴的外公陈振传祖籍厦门湖里区殿前马垅社区。这片土地背山面海、耕地稀缺，逼出了一代代“敢闯敢拼”的闽南人。16世纪以来，“下南洋”成为生存选择，也锤炼出独特的商业基因。

郭芳枫16岁买半张船票南下时，黄加种的祖父辈已在南洋扎根。陈振传的祖父陈春明在清末因热心乡务获清政府“奋勉从公”牌匾，这种公益精神在家族中延续。邱德拔的父亲在槟城经营米业并投资华资银行，为儿子奠定金融基础。

闽南文化中的宗族观念、信用体系、互助网络，成为这些家族在南洋发展的隐形资本。早期移民往往依托地缘、血缘关系形成商业网络：同乡引荐工作、亲戚合资创业、家族联姻巩固联盟。郭氏四兄弟联手、邱德拔与包玉刚合作、陈振传娶银行家之女、邱美玉联姻印尼糖王家族——皆是这种网络的体现。

黄加种家族二代

故土情怀：从商业投资到文化反哺

无论离家多远，这些家族始终保持着对祖籍地的深情。

1990年春，黄加种回到晋江安海，眼前是一片荒芜的烂泥地。他毅然投资开发“安平工业综合开发区”，这是全国最早的外商投资成片开发区之一。他动情地说：“我有一个心愿，集天下华人的力量和智慧，一定要使中国的经济更快地发展。”此后，他又投资安平码头、安平供水、兴源塑料，并与福建电力合资办电，开创合资电力先河。

郭令明家族虽未大规模投资祖籍同安，但始终保持与福建的联系。邱德拔家族则通过邱德拔遗产基金会，在北京大学捐赠1.733亿元建设体育馆，将慈善延伸至华文教育领域。陈振传基金会虽主要在新加坡活动，但陈振传生前始终关注厦门发展，其家族在湖里区的祖地仍有记忆。

这种“反哺”不仅是资金投入，更是文化认同的延续。邱德拔常带子女回厦门海沧祭祖，讲述下南洋故事；黄加种支持家乡修桥铺路、捐建学校；陈振传家族参与新加坡陈氏总会，维系宗亲纽带。这些行为构建了跨越代际的“情感地理”，让后代在商业决策中常考虑家族声誉与社会责任。

邱美玉在父亲邱德拔塑像之前

传承密码：制度创新与文化韧性

四大家族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各有关键密码。

邱德拔家族最突出的是“制度化传承”。通过家族委员会、民主决策、基金会模式，将价值观具象为可持续制度。这种“分而不裂”的协同治理，既保持商业帝国完整，又允许成员多元发展。

黄加种家族体现了“分工不分家”的务实智慧。第二代各司其职又紧密协作，第三代黄美美以专业能力赢得领导权，展示女性接班人的可能性。同时，家族较早推动产业转型（从航运到水泥再到低碳科技），避免路径依赖。

郭令明家族目前面临代际磨合考验，但其“危机中提拔侄辈”的举措，显示了家族内部的制衡智慧。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支虽独立经营，但股权互持形成安全网，这种“分家不离根”的模式值得研究。

周玉琴家族则展现了“精英教育+专业治理”的优势。周玉琴本人拥有法学专业背景和律师经验，接管企业后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同时，家族通过联姻构建广阔社会网络（与李光耀家族、陈庆炎家族关联），并将慈善作为家族品牌维护的重要部分。

更深层看，这些家族成功皆因把握了“变与不变”的平衡：变的是产业形态、治理方式、市场策略；不变的是闽商拼搏精神、家族凝聚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他们在新加坡的开放环境中吸收西方管理制度，又坚守华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形成独特的“文化杂交优势”。

周玉琴（中）

历史启示：华人商业文明的南洋篇章

四大家族的百年沉浮，实则是华人商业文明在南洋的缩影。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苦力贸易”时期，第一代移民作为劳工踏上异乡；到二战前后，第二代抓住殖民经济转型机遇，涉足贸易、金融、地产；再到新加坡独立后，第三代拥抱全球化，推动产业升级；如今第四代面临数字化、低碳化新挑战。

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家族不仅是财富创造者，更是文化桥梁。他们将闽南商业伦理（诚信、互助、稳健）与西方管理方法结合；在保持华人身份认同的同时，深度参与新加坡国家建设；在商界成功之余，通过慈善回馈社会。

他们的故事也揭示了家族企业的永恒课题：创业需要胆识，守业需要智慧，传承需要制度。邱德拔家族的民主治理、黄加种家族的产业转型、郭令明家族的跨境网络、周玉琴家族的专业接班——每条道路都有借鉴意义。

站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时间节点回望，这四个家族已走过近百年征程。从福建沿海的村庄到新加坡的摩天大楼，从一艘木船到跨国集团，从卖油条的少年到福布斯富豪——他们的传奇仍在续写。而连接着这一切的，是那条看不见却无比坚韧的纽带：对故土的眷恋，对文化的坚守，以及对“家和万事兴”的不懈追求。

这或许就是华人商业家族能在异乡枝繁叶茂的最终密码：走得再远，不忘从哪里出发；富得再久，记得为何而富。在财富的数字之上，总有更珍贵的东西在传承——那是祖辈离乡时回望的最后一眼，是祖母拿出的3000元积蓄，是外公讲述的下南洋故事，是祠堂里永不熄灭的香火。

这些家族的故事，不仅是新加坡的经济史，更是数百万南洋华人的共同记忆。他们用百年时光证明：真正的传承，从来不只是财富的转移，而是精神的延续、文化的生根，以及那份无论走多远都永不断裂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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