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人走之前自己是会有预感的，二伯68岁时得尿毒症去世的

原来人走之前自己是会有预感的。二伯确诊尿毒症那年刚满六十八，这事儿来得突然，却又不那么突然。

二伯是个水泥匠，在县城工地干了一辈子。他说话嗓门大，手糙得像砂纸，爱蹲在门槛上抽三块钱一包的烟。二伯母走得早，两个堂哥都在南方打工，过年才回来一趟。确诊前半年，他开始说身上不得劲，“这腰啊，像灌了铅。”当时谁也没往心里去——干重活的人，哪个身上没点毛病？

春节家宴时，二伯突然放下筷子，看着满桌小辈说了句：“我要是哪天走了，你们别大操大办，吵得我睡不安生。”一桌人都笑起来，说大过年的尽讲晦气话。只有坐在角落的我注意到，二伯说这话时眼神是飘的，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真正不对劲是从三月开始的。二伯开始整理东西，这在他这个邋遢了一辈子的人身上极不寻常。先是他那套跟了他三十多年的工具，每一件都擦得锃亮，用红布裹好收进木箱里。接着是相册，他坐在院子里一张张地看，看到太阳下山。最奇怪的是，他把借邻居的钱全还了——连二十年前借王婆的五块钱都记着，还的时候特意加了五十块利息。

“爸，您这是干啥？”大堂哥在电话里问。

“闲着也是闲着。”二伯答得含糊。

四月初，二伯晕倒在工地。送到医院一查，肌酐值高得吓人。医生说，尿毒症晚期，至少拖了两年了。两个堂哥连夜赶回来，看着诊断书手直抖。二伯却很平静，只在听到“透析”时皱了皱眉：“那得花多少钱？”

治疗开始了，每周三次透析。二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下去，原来能扛两袋水泥的肩膀，现在连坐久了都发抖。但他死活不肯去省城大医院，“白花钱”是他挂在嘴边的话。五月的一天，他突然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存折：“里头有八万六，是我攒的。三万给你俩平分，剩下的……给我孙子上学用。”

“爸，您说这些干啥！”小堂哥眼圈红了。

二伯摆摆手：“该说了。”

六月中旬，二伯开始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有天傍晚他盯着窗外的老槐树，突然说：“妈来接我了。”把护工吓得够呛。又过两天，他拉着我的手说：“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记得多浇水，今年能结果。”——那棵树已经枯了三年了。

真正让全家警觉的，是七月七号那天。二伯精神突然好得出奇，自己下床走了两圈，还说要吃城南的豆腐脑。大堂哥高兴坏了，以为病情好转，开车跑去买。等买回来，二伯只尝了一口就放下勺子，轻声说：“明天……明天你们都在家吧，别出去了。”

那晚的月光特别亮。二伯让儿子扶他坐到院子里，一个个交代事情：电费卡在抽屉第三格，王师傅还欠他三百工钱别去要了，老屋的房本在铁盒里……事无巨细，像在交代最后的话。最后他看着两个儿子，嘴唇动了动：“爸没本事，就留这点东西。你们兄弟……好好的。”

凌晨三点，二伯开始喘不上气。急救车来得很快，但他在车上就一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路灯，眼神很清醒，清醒得让人害怕。到医院时，他忽然抓住大堂哥的手，力气大得不像病人：“记住……门窗关好……”后面的话淹没在仪器警报声里。

凌晨四点二十八分，心跳停止。医生说是急性并发症。

整理遗物时，我们在二伯枕头芯里发现一张纸条，皱巴巴的，像是反复打开过。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农历六月初九，宜安葬”——正是他去世的日子。看纸边的磨损程度，至少写了两个月了。

下葬那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院子里枯了三年的石榴树，靠近根部的位置，突然冒出几个嫩绿的新芽。两个堂哥跪在树前哭了很久。

现在每次家族聚会，总会聊起二伯最后的那些反常举动。堂嫂说那是回光返照，学医的表妹说可能是毒素影响神经。但村里最老的李奶奶拉着我的手说：“人哪，就像树落叶，自己什么时候该落，心里是有数的。”

昨晚我梦见二伯，还蹲在老家门槛上抽烟。我问他：“您早知道是不是？”他吐了口烟圈，笑眯眯的，什么也没说。

今早发现，我阳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茉莉，突然开了一朵小白花。而我翻日历才发现——今天是二伯的百日祭。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真的会有预感？那些看似反常的举动，那些突如其来的交代，那些平静的告别……也许生命本身，就藏着我们不懂的智慧。就像此刻窗外，树叶正在风里轻轻摇晃，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落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