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的欧洲形势与世界主要大帝国
五代十国时期,即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后梁至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完成中原统一的这72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唐宋之间的大分裂、大动荡阶段,中原五代政权走马灯式更迭,南方十国割据并存,战乱频仍但也孕育着统一的曙光。
与此同时,放眼全球,世界文明格局呈现出多中心并行发展的鲜明特征,并未形成单一的全球主导势力,而是以伊斯兰世界为核心,亚欧非大陆各区域崛起多个疆域辽阔、影响力深远的区域性大帝国;而欧洲则处于中世纪早期的末期,呈现出东西发展严重分化的态势,除拜占庭帝国外,大部分地区陷入封建割据与外族侵扰的低靡状态,尚未进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这段时期的世界格局,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形成呼应,共同构成了公元10世纪全球多文明并存、多元发展的历史图景,每一个区域的发展态势都有明确的史料支撑和清晰的历史逻辑,彰显着不同文明的独特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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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欧洲形势,此时的欧洲整体上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东西欧的发展差距极为显著,这种分化源于历史传承、地理环境以及外部势力侵扰等多重因素,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欧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延续了古罗马帝国的文明脉络,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而西欧则在查理曼帝国分裂后陷入彻底的封建割据,南欧则被阿拉伯势力与地方割据势力分割,整个欧洲呈现出“一强多弱”“东西失衡”的格局。
西欧地区的核心发展背景是查理曼帝国的分裂与封建割据的深化。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将盛极一时的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分别为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这三个区域也成为后来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雏形。到五代十国所处的10世纪,这三个区域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分化,且均面临着来自维京人(诺曼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和阿拉伯人的三面入侵,社会动荡不安,王权极度衰弱,封建采邑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制度。
其中,西法兰克王国作为法兰西的早期形态,是当时西欧割据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国王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仅能掌控巴黎周边的狭小区域,被称为“法兰西岛”,而地方的公爵、伯爵等贵族则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和税收权,形成了独立的封建领地,彼此之间互相攻伐,战乱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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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11年,西法兰克国王为了抵御维京人的持续入侵,被迫将诺曼底地区封给维京首领罗洛,罗洛宣誓效忠国王并皈依基督教,诺曼底公国正式建立,维京人逐渐定居下来并与当地的法兰克人同化,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西欧的政治格局,也为后来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埋下了伏笔,成为西欧中世纪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与西法兰克相比,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雏形)的发展相对稳定一些,但其王权同样薄弱,地方贵族势力强大。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被推举为国王,建立了萨克森王朝,标志着东法兰克王国进入了相对有序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到奥托一世统治时期(936-973年),他积极推行强化王权的政策,逐步削弱地方贵族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时的东法兰克王国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来自东部的马扎尔人,马扎尔人作为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骑兵多次入侵东法兰克,烧杀抢掠,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公元955年,奥托一世率领德意志诸侯联军在莱希菲尔德战役中大败马扎尔人,彻底解除了马扎尔人的威胁,这场战役不仅巩固了萨克森王朝的统治,也提升了奥托一世的威望,为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场战役发生的时间,恰好处于五代十国的后周时期(951-960年),与柴荣改革的时间大致重合,成为同期亚欧大陆上的重要军事事件。
中法兰克王国则是三个分裂区域中最弱小、最不稳定的一个,在查理曼帝国分裂后不久便迅速解体,其核心区域——意大利半岛陷入了彻底的封建割据状态。当时的意大利半岛没有统一的核心政权,教皇国(公元756年由法兰克国王丕平赠土建立)与地方贵族、外来势力互相争斗,彼此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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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国凭借宗教权力掌控着意大利中部的部分区域,而意大利北部则被东法兰克王国的贵族势力控制,南部则被阿拉伯人建立的小政权和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势力分割,成为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由于长期的分裂与战乱,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城市衰落,农业生产停滞,与同期东方的中国、伊斯兰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成为西欧中世纪早期低靡状态的一个缩影。
与西欧的封建割据、战乱频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欧的拜占庭帝国此时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成为欧洲唯一的中央集权大帝国,也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拜占庭帝国处于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统治之下,这一王朝是拜占庭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其统治时间与五代十国(907-979年)完全重合,成为当时欧洲文明的核心载体。
在军事上,拜占庭帝国凭借完善的军事体系和强大的海军,击败了阿拉伯帝国的东线进攻,逐步收复了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北部、克里特岛等失地,重新掌控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区域,成为抵御伊斯兰势力向欧洲渗透的重要屏障。
在政治上,拜占庭帝国拥有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成熟的官僚体系,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查士丁尼法典》的修订与完善,为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其行政体系的完善程度,远超同期的西欧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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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融合了东方文化的元素,发展出了独特的拜占庭文化,在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便是这一时期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而拜占庭文化的传播,也对东欧的基辅罗斯、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拜占庭帝国外,东欧地区还有一个新兴的势力——基辅罗斯,它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早期国家,也是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的雏形。公元882年,留里克王朝的奥列格大公统一了东斯拉夫人的各个部落,建立了基辅罗斯,定都基辅。
五代十国时期,正是基辅罗斯的崛起与扩张期,公元907年,也就是后梁建立的同一年,奥列格大公率领基辅罗斯的军队进攻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拜占庭帝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获得了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自由贸易的权利,这一事件标志着基辅罗斯正式成为东欧地区的新兴势力。
不过,此时的基辅罗斯尚未发展成为成熟的中央集权国家,仍处于部落联盟式的早期国家阶段,经济以游牧、狩猎和贸易为主,与拜占庭帝国、中亚地区保持着密切的通商往来,而其皈依基督教则是在公元988年,即五代十国末期(北宋已经建立),弗拉基米尔一世推行基督教化改革,使东正教成为基辅罗斯的国教,这一改革也深刻影响了东欧地区的文化与宗教格局。
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地)则呈现出伊斯兰势力主导、基督教势力弱小的格局。公元711年,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区域,取代了原来的西哥特王国,建立了伊斯兰政权。五代十国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处于后伍麦叶王朝(又称科尔多瓦哈里发国,756-1031年)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也是后伍麦叶王朝的鼎盛时期,其都城科尔多瓦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10万,而同期西欧最大的城市巴黎人口仅为2万左右,差距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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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与阿拉伯帝国的其他区域、北非、东欧以及东方的中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在文化上,科尔多瓦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文化高地,建有当时欧洲最大的图书馆,藏书量超过40万册,而同期西欧的修道院图书馆藏书量大多不足千册,文化教育的差距显而易见。
不过,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仍有少量基督教小王国存在,如莱昂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等,这些小王国实力弱小,处于被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压制的状态,基督教势力的“收复失地运动”(再征服运动)尚未进入高潮,直到11世纪以后,基督教势力才逐渐崛起,逐步收复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
梳理完欧洲的整体形势后,我们再来看五代十国时期世界上的主要大帝国。此时的世界,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尚未形成全球级的统一帝国,但在亚欧非大陆的各个区域,都崛起了多个疆域辽阔、影响力辐射周边地区的区域性大帝国,这些大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善的政治体系和繁荣的经济文化,主导着当时的世界文明格局,其中,伊斯兰世界是当时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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