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看某一年份的经费决算,大学之间的差距好像不太大。但当时间轴被拉长到五年,一个有明显区别的画面就逐渐显现出来了。软科汇总了近五年(2020—2024年)多数高校的年度决算收入情况,发现很多高校5年决算总经费在100亿元以下,却也有高校5年决算总经费超过1000亿元。其中至少有7所高校,在五年时间里,决算总收入稳定跨过500亿元门槛。
五年500亿,意味着平均每年有100亿以上的可支配办学经费,这已经不再是“条件不错”,而是进入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基础配置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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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经费分析常有一个误区:过度关注某一年的“峰值”。事实上,真正决定一所大学持续推进高水平建设的,不是某一年经费有多高,而是经费能否连续、稳定地维持在高位区间。
五年总收入超过500亿元,意味着在宏观经济波动、财政结构调整、科研政策变化的多重背景下,学校依然具备持续吸纳资源、消化资源、转化资源的能力。这背后是治理能力、项目承载能力和学术体系成熟度的综合体现。
在这份近五年决算汇总中,清华大学以1245.87亿元的总收入稳居首位。紧随其后的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五年总收入都突破了850亿元;北京大学以775.87亿元位列国内第四,与清华、北大、浙大、上交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头部格局。不过即便放在这一高位区间内,清华大学超千亿元的经费体量仍然显得格外突出。
排在北京大学之后的复旦大学,五年决算总收入为571.79亿元,逼近600亿关口。这个数字不张扬却极具含义。它说明复旦依然能够通过医学、生命科学、人文社科和基础研究等多条路径,稳定构建高强度经费结构。
虽然500亿“俱乐部”成员有一个显著共性,它们几乎都能够同时运行多条高成本赛道,包括大型科研装置、国家级实验室、医学中心、工程平台和高层次人才计划,但不同的成员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质。比如中山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者受益于区域经济与医学体系的双重加持,后者则在重大工程、国防科研和大型项目上具备长期积累。可见,500亿是一种“承载能力门槛”,能否跨过去,取决于学校是否拥有足够成熟的学科体系,去持续消化大体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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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500亿以上这个清晰的“顶端区间”相比,400亿—500亿之间就像是一段被低估的缓冲带。像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在学术声誉上已经被广泛认可,只是在经费体量上依旧处于“是否能继续向上突破”的关键阶段。对它们来讲,500亿是决定能否长期参与顶级竞争的现实门槛。一旦连续数年无法跨越,学科推进节奏、平台建设速度,都会受到实质性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轮经费拉开的过程中,被甩开的不一定都是“弱校”。例如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五年总收入已逼近或正在逼近400亿。这些高校在社会声誉、学科基础和人才培养上都具有极强实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大学以333.08亿元的五年总收入排在了非“双一流”高校第一位,5年经费总额超过了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一众“985”高校。还有像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这样的双非地方院校,由于稳定、持续的地方投入,经费实力充足,可以与很多部委管理的211高校相提并论。
高校之间的竞争,看上去是实力的比拼,实际上拼的是资源,是财政实力。经费的分层正在以一种几乎不可逆的方式,把高校重新分层。未来十年,中国高校的分化,更多的会体现在哪些学校还能持续站在高强度投入的赛道上,哪些只能被迫放慢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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