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高密的山林间,1958年的考古发掘让清代名臣刘墉的真实面目重见天日。墓中骸骨显示他身高近一米九,脊椎笔直,完全没有民间传说中“罗锅”的佝偻形态。墓葬简朴得近乎寒酸,仅出土官印、笏板和一串御用土茧丝朝珠,没有金银珠宝,印证了他历史上“清官”的评价——刘墉出身官宦世家,科举入仕,从翰林院编修到地方知府再升至中央要职,清代选官“体貌丰伟”的要求,本就决定他不可能是残疾之人。
“罗锅”之名的由来,其实是君臣间的一句玩笑。据《清史稿》记载,一次上朝时,高大的刘墉为表恭敬始终弯腰,乾隆打趣道“后辈更比前辈高”,刘墉顺势回应“罗锅”,这个戏称被民间艺人捕捉,成为《刘公案》鼓词里的“点睛之笔”。清代中后期流行的《刘公案》说唱文本中,刘墉被描绘成“仰面不得观日月,侧身才能看青天”的滑稽形象,甚至编造出和珅嘲笑他“背着口锅走路”的桥段——这些夸张描写不是诋毁,而是民间艺术的惯用手法,用“貌丑心善”的反差,拉近与底层听众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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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案》系列鼓词的演变,清晰展现了俗文学的创作逻辑。最早的车王府藏曲本形成于嘉庆早年,内容贴近历史,讲述刘墉任江宁知府时破获的案件,塑造了勤政爱民、不畏豪霸的“实干清官”形象;后来的民国刻本如《左连城告状》《旋风案》,则加入鬼神色彩,情节更离奇——比如“日审阳夜审阴”的设定,用超自然元素烘托刘墉的聪明机智,满足民众对“神官能吏”的期待。这些鼓词虽书名各异,但核心都是“清官斗恶”,符合底层民众对抗强权、渴望公平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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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刘墉没有“罗锅”的噱头,却用一生的清廉政绩成为“包孝肃”式的存在;鼓词中的“罗锅”刘墉,是民间艺人用夸张手法塑造的“符号化清官”——两者的反差,恰恰反映了俗文学的生命力:它从历史中提取原型,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工,最终成为流传百年的“民间记忆”。
清代鼓词的繁荣,深层原因在于社会需求。康乾以来,城市人口膨胀,市民对娱乐文化的需求增长,说唱艺术成为最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刘公案》系列鼓词用“清官故事”连接历史与民间,既满足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也让刘墉的形象从“历史人物”变成了“民间偶像”——直到今天,“刘罗锅”的故事仍在戏曲、影视中流传,成为中国俗文学史上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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