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陷停摆

文︱陆弃

当地时间1月31日凌晨，美国联邦政府再次进入“部分停摆”状态。表面看，这只是一个周末的技术性空窗，参议院已经投票通过拨款法案，众议院下周复会后大概率会补上最后一道程序。但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这48小时的行政暂停，而是这一幕发生得太过熟悉。距离上一轮创纪录的43天政府停摆，仅仅过去两个多月。短暂的恢复尚未抚平创伤，制度就再次被推回悬崖边缘。

停摆的触发点依旧老套：拨款、移民、党争。但具体情境却比以往更为复杂。两名美国公民在执法行动中被枪杀，将国土安全部和移民执法机构推上风口浪尖。民主党拒绝继续为其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共和党内部也因选情与舆论压力出现分裂。最终，参议院在最后时刻通过一项极不稳定的妥协方案，仅为国土安全部提供两周临时拨款，把真正的矛盾推迟，而不是解决。

这正是美国政府停摆反复上演的核心逻辑：制度并未崩溃，却不断被拖到极限；政治并未失序，却越来越依赖“临时方案”维持表面运转。停摆不再是一次震荡，而逐渐演变为治理流程的一部分。当联邦预算要靠倒计时和悬崖边的谈判来推进，所谓的“正常运转”本身就已经被重新定义。

从结构上看，本轮停摆并非偶发事件。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争议只是导火索，真正的矛盾在于美国移民政策长期无法形成跨党派共识。移民执法既涉及国家安全，也牵动人权、族群政治和选举算计。任何拨款决定，都会被解读为政治立场的延伸。在这样的背景下，预算不再是技术性问题，而成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众议院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优势，使议长必须在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反复权衡。即便参议院已经通过法案，也无法保证众议院一定放行。立法程序被碎片化，权力不再集中于协商，而被分散到各种否决点上。这种结构性脆弱，使政府停摆几乎成为一种随时可能触发的状态。

停摆的直接影响，从来不只是行政部门“关门”。此次受影响的机构，覆盖了联邦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四分之三以上，从国防、外交到教育、交通、财政，几乎贯穿国家运行的所有关键节点。即便部分核心岗位维持运作，人员停薪、项目冻结、审批延迟，都会在短时间内积累成本。真正的代价，往往在停摆结束后才逐步显现。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政府信用的持续消耗。频繁停摆削弱了市场对美国治理稳定性的预期。企业无法确定政策连续性，地方政府难以规划财政，普通民众对公共服务的信任不断被侵蚀。上一轮43天停摆期间，经济数据发布被迫中断，食品救济和民航系统承压，其后果并未完全消散，却已经被下一轮危机覆盖。

在国际层面，停摆同样不是美国的“内政小插曲”。外交和防务部门的预算不确定性，会被盟友和对手同时解读。一个需要靠临时拨款维持运作的超级大国，很难在谈判桌上展现稳定预期。制度的反复失灵，最终会转化为战略信誉的折损。

有人认为，这次停摆时间很短，不足以引发系统性冲击。但正是这种“已经习惯”的判断，才是问题的核心。当异常变成常态，风险就不再以剧烈冲击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反复的小幅侵蚀，慢慢削弱制度韧性。两周的临时拨款，看似争取了时间，实则再次证明政治系统已难以处理长期、复杂的问题。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美国政府停摆的频率正在上升，持续时间也在拉长。这并非单一党派的责任，而是两党政治极化与制度设计相互叠加的结果。预算权被用作博弈工具，妥协被视为政治风险，治理逐渐让位于动员和对抗。在这样的环境下，停摆不需要重大危机触发，只需要分歧无法被迅速掩盖。

这一次的“技术性停摆”，或许很快就会被新的新闻覆盖。但它留下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当联邦政府一次次站在资金耗尽的边缘，当关键部门的运作要靠临时协议续命，美国所面临的已经不只是某项政策之争，而是治理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考验。

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这次停摆会持续多久，而是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如果停摆只能通过不断压缩缓冲期来避免全面失控，那么制度的安全边际正在被持续削减。对于一个高度依赖预期稳定和制度信用的国家而言，这种慢性失衡，或许比一次剧烈危机更具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