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提醒，类中风大量使用此中药，易加重痰热，反而延误病情！

在近代中医里，张锡纯对“中风”和“类中风”的认识非常有代表性。他反复强调，临床上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风并不多，更多见的是症状像中风、但病机并不完全一致的“类中风”。

因此，不能一看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利，就马上套用某个固定治中风的方子，而是要先分清楚是外感、内伤，还是虚实夹杂。熄风汤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提出的，属于张锡纯用于急症处理中、专门针对类中风的一种权宜之方。

从立方思路来看，张锡纯认为类中风的关键问题，往往不在单纯的“风”，而在于体内阴阳失衡之后，引动了风象。风一动，就容易上冲头目，扰乱神明，出现眩晕、昏厥、肢体不利等表现。所以熄风汤的核心目的，是先把这种“动势”压下来。

方中用人参，是为了稳住整体气机；用赭石、龙骨这类重镇之品，是为了把上逆的气血往下引；熟地、山萸肉、白芍这些药，则是从根本上滋养肝肾、柔和肝体，避免风因阴虚而再起。这种治法体现的，是张锡纯一贯强调的“标本兼顾，但以急者为先”。

有人看到方中用了熟地一 、山萸肉，容易误以为这是偏于大补的方子。但张锡纯在医案中反复说明，这里的补，并不是盲目进补，而是为了防止在重镇、潜降的过程中伤及正气。尤其是类中风发作时，气血运行本就紊乱，如果只顾压制、不顾滋养，反而容易出现虚脱或恢复缓慢的问题。至于方中少量使用乌附子，并非助火，而是取其温通下元、引阳归根的作用，用得极轻，却能起到上下交通的效果，这正是张锡纯用药一贯“轻而有力”的特点。

张锡纯在论述中风问题时，对前人的学说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河间学派强调火，东垣重视气虚，丹溪偏重痰湿，这些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后世医者常常执一端而废其余，见中风便认定是火，是气虚，或是痰湿，从而一方走到底。张锡纯认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临床实际。比如地黄饮子，用在少阴虚寒、舌喑不能言、下肢痿废的患者身上，确实疗效可靠，但如果患者同时夹有外感风邪，反而可能把邪气困在体内，导致病情复杂，这是临床中真实发生过的失误。

正因为见过这些问题，张锡纯对《金匮要略》中的经方格外推崇。他认为，像侯氏黑散、风引汤这样的方子，思路非常周全，既考虑外感，又兼顾内伤，用药之间互相配合，不但不冲突，还能彼此促进。这种方子体现的是整体观和动态观，而不是单一病因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锡纯提出熄风汤，并不是要取代经方，更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明确指出，这是在某些急迫情况下，用来“先稳局面”的办法，和经方的用意本就不同。

在张锡纯的医案中，还特别提醒一点：类中风并不一定都是虚证。有些患者本身阳气偏盛，又长期饮食油腻、嗜酒肥甘，体内痰热壅盛，经络被阻，一旦气机逆乱，也会突然出现类似中风的表现。对这类人，如果一上来就大量使用滋补、收敛之品，很容易加重痰热，反而延误病情。因此，张锡纯非常赞同王孟英的看法，认为这类情况应以化痰、清热、疏通为主，自始至终都要避免“补而助邪”。

从整体来看，张锡纯关于类中风的认识，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活”。不拘泥于某一家学说，不迷信某一个方子，而是根据发病背景、体质特点和当下证候来灵活处理。熄风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个实用方，适用于特定类型、特定阶段的类中风患者。把它放回张锡纯的学术体系中去理解，才能真正明白它的定位，也才能避免在临床上生搬硬套，失去原本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