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内外困局下，中国靠全民同心闯难关

1991年刚开年，世界就给了我们一记闷棍——海湾战争打响了。

那时候我们看电视，真是看傻了眼。我们的军事思维还停留在人海战术、拼刺刀精神，美国人牵头的多国部队却给全世界演示了一遍什么叫“降维打击”。

拿伊拉克来说，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全是苏式装备，跟我们当时的家底属于一个体系。结果呢？42天。伊拉克的百万大军就被打没了。

我们引以为傲的钢铁洪流，在人家的精确制导导弹、隐形战机以及电子干扰面前，简直成了活靶子。

这对中国军人的冲击，比数九寒冬的冰水还刺骨。这种差距，根本没法用“落后一点”来概括，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代差，是农业时代军队对阵信息化军队的绝望。

这股凉气还没缓过来，年底，更大的雷炸了。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缓缓落下，苏联——这个跟美国掰了半个世纪手腕的庞然大物，居然就这么散了。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北边的屏障没了，更意味着我们成了西方阵营眼中“仅存的目标”。那时候西方媒体断言：中国是“多米诺骨牌的下一张”。

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只能在历史书里去想象。

外部环境黑云压城，内部更是这一年最难熬的痛点。

现在的00后、10后觉得中国是“基建狂魔”，是“世界工厂”。但在1991年，我们的GDP换算成美元才三千多亿。

美国那时候是多少？六万多亿。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够不上，在全球经济这桌酒席上，连上菜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日子是真苦。前两年的“价格闯关”余波还在，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大家手里那点工资，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治安。那几年出远门坐火车，钱得缝在内裤里。“车匪路霸”哪怕在交通干线上都不少见，各大火车站更是鱼龙混杂。

那时候的社会心态，就俩字：迷茫。

到底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稳当，还是继续搞市场经济？苏联都解体了，我们这条路还走得通吗？这种争论，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吵得不可开交。

本来想收缩一下政策稳稳神，结果发现，越收越死，外资撤了，技术卡了，工厂停了。

就在这个看似无解的死局里，中国是怎么翻盘的？

很多人会说是邓公的南巡。没错，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确实是定海神针。但作为观察了这么多年的媒体人，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力量被低估了——那就是在这位老人指明方向后，中国老百姓爆发出的那种“全民同心”的求生欲与信任感。

这种信任，体现在钱上。

那时候国家穷，要搞建设、搞京九铁路、搞国企技术改造，哪儿都要钱，国库却是空的。怎么办？国家硬着头皮发国债，向老百姓借钱。

想想当时的背景，大家兜里都没几个钱，对“债券”这玩意儿又陌生，谁敢买？一开始确实冷场。

但慢慢地，一种朴素的情感占了上风——“国家要是垮了，咱家也好不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很多大爷大妈，那是真正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揣着这就发黄的存折，颤巍巍地递进柜台，嘴里念叨着：“给国家尽点力。”

这种信任，是一点一滴攒下的，是老百姓打心底里信国家能把钱用在正道上。

到了1994年，国债规模第一次破了千亿。就靠着老百姓这点血汗钱，国家才有了启动资金，才有了后来轰轰烈烈的基础建设。

光有人民币还不行，还得有外汇。没有外汇，国外的先进技术、流水线一样都买不来。1991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才多少？一百多亿美元。放在今天，可能还不够几个大厂一年的利润。

国家急了，喊出“千方百计创汇”。这时候，民间的力量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拿温州的小作坊、义乌的地摊、东莞的代工厂来说，那些曾经被瞧不起的“个体户”，一个个背着编织袋，装着打火机、袜子、纽扣，冲向了全世界。

他们住地下室，吃泡面，遭白眼，硬是一分一厘地把美元、马克以及日元给赚了回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韧性，只要给点阳光，我们就真能灿烂。

更绝的一招是1994年的汇率并轨。国家直接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到一起，定在1美元兑8块7人民币。

这招棋太高了！虽然短期内人民币贬值了，却给外资吃了一颗定心丸——汇率稳了，他们敢进来投资了。

大家也看到了，长三角、珠三角的厂房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外资带着技术来了，我们的工人带着勤奋去了，这一结合，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

这中间，我们还得感谢当年的决策层保持了惊人的定力。

看看隔壁的俄罗斯，听信了西方的忽悠，搞什么“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国企全卖了，搞全面私有化。结果寡头吃饱，百姓跌倒，物价飞涨到连面包都买不起，国家元气大伤。

我们不一样，守住了底线。水电粮油、军工通信，这些命门始终掌握在国企手里，保住了民生的基本盘；至于轻工、制造以及服务业，放手交给民企与外资去折腾。

这种“稳中有活”的路子，才是我们涉险过河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