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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华北方面的部队横行霸道,动不动就对根据地进行所谓的扫荡,但是在这群人心中八路军中有个“瘟神”一定要躲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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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封号
日军所指的,并不真的是某种瘟疫疾病,而是用来称呼八路军第129师386旅的参谋长周希汉。
在这个绰号背后,是日军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无法理解的战术困惑。
当一辆辆贴着“专打三八六旅”标语的日军装甲车在华北平原上疯狂搜寻时,他们真正想揪出来的,正是这位让对手寝食难安的“瘟神”。
“瘟神”这个称呼,绝非日军一时兴起的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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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周希汉将军在无数次实战中打出来的“荣誉称号”。
对于敌人而言,周希汉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总能在最不可能的时间、最不可能的地点,打出最致命的伏击。
周希汉的战术思维异常灵活,常常打破常规兵法,这让崇尚条例和正面决战的日军军官们感到头晕目眩。
于是,在日军的作战电报和内部谈话里,“周希汉”逐渐与“灾祸”、“厄运”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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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换个角度看的话,能被敌人如此咬牙切齿地封号,恰恰是对一名战场指挥员最高级的“褒奖”。
姜太公钓鱼
1937年底,山西平定县的七亘村。
周希汉所在的386旅,竟在短短三天内,于同一地点对日军实施了两次成功的伏击。
按照兵家常理来说,“战胜不复”,一地不宜二次设伏。
但周希汉和旅长陈赓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利用日军认为八路军不敢再来的心理,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
这两仗,386旅以极小代价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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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这两次输得憋屈,他们想破脑袋也不明白,对手为何如此不按套路出牌。
神头岭封神
1938年初,神头岭。
这一次386旅上演了一出“引蛇出洞”的好戏。
386旅巧妙设伏,将日军引入绝地。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386旅毙伤日军高达1500人。
神头岭战斗后来被日军后方惊呼为“中国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这场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周希汉在战前细致的战场伪装要求,甚至细到工事外杂草的朝向都要与原地貌一致,这也确保了伏击的突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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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细节的偏执,构成了“瘟神”对日军威慑力的一部分。
样样都行
1939年2月,河北威县的香城固。
此时的周希汉作为旅参谋长,参与指挥了这场被誉为“平原歼敌第一役”的经典伏击。
战前周希汉侦察地形后,发现香城固西北的沙滩地带是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非常适合打埋伏,于是周希汉也对这个地方的部队格外关注。
战斗打响之后,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完全陷入386旅的包围,经过八小时激战,日军也被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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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信心,也让“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成了日军无力实现的口号。
珠联璧合
纵观周希汉的抗战生涯,他与旅长陈赓的配合,堪称珠联璧合。
陈赓大将性格豪迈、举重若轻,周希汉则严谨细致、精于算计。
这种性格上的互补,使得386旅的指挥系统既有大开大合的魄力,又有缜密无漏的执行。
八路军老兵回忆,周希汉打仗“算计得极精”,地图仿佛刻在他脑子里。
而日军俘虏则称,他们最怕八路军那种“打了就跑、跑了又回来打”的战术,而日军害怕的这些正是周希汉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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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汉的“瘟神”之名,正是在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战术中奠定的。
如今从我们后来人的角度来看,“瘟神”二字,浸透的是日军的无奈与恐惧。
它反向印证了周希汉及其战友在极端劣势下,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群众基础,对侵略者造成的有效杀伤。
这种威慑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人员伤亡,上升到了心理层面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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