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信符现身印度，打了清修《明史》多少脸？

不少历史真相就藏在被遗忘的旧物件里，印度出土的这枚明朝信符便是如此，一露面就狠狠戳破了清修《明史》的不实记载。

这事算不上新鲜，早在1912年清廷倒台那会儿就已发生，只是知道的人不多，如今翻出来细说，依旧能品出不少门道。

当时英国学者古尔登在印度阿萨姆邦哈德县任职，偶然间在一位阿洪傣人王室后裔家里，见到了一块铜制鎏金的信符，落款清清楚楚是“永乐五年月日造”，正是永乐大帝朱棣当政时的东西。

先弄明白，这枚信符到底有啥分量

或许有人会觉得，不就是一枚信物吗？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话可就想浅了，这枚信符的来头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它是明廷特意赐予底马撒宣慰司的官方凭证，而宣慰司本就是明朝土司制度的核心，是朝廷直接设在边疆的军政合一机构，绝非独立的藩属势力。既要归布政使司管辖，还得按时缴纳赋税、入朝朝贡、听候朝廷调兵，实打实是明朝疆域的实控证明。

《明实录》里早有记载，信符的用处就是“身份核验，政令执行之法理依据”，只有得到朝廷正式认可的土司，才能拿到这枚信物，旁人根本仿造不来。

从从容尔登留下的拓片里，能看清这枚信符的所有细节：长约23.5厘米，重870克，正面刻着“信符”两个大字，背面是篆书的“皇帝圣旨”，两侧还刻着“合当差发”“不服者斩”的警示语，右端侧面明确标着“底马撒宣慰司”，中上部还有“文行忠信”四字的半体以及骑缝编号，规制十分严谨，绝不可能是后世仿造的赝品。

可惜的是，如今只有拓片流传下来，实物到底在哪儿成了谜。说不定藏在哪个国家博物馆的库房深处，也可能落在了私人收藏家手里，只留下无限遐想。

这枚信符，直接戳穿了《明史》的地理谬误

最关键的一点，这枚信符和《明实录·卷五十五》的记载能完美对上，原文是这么写的：“其邻境有七，曰大古剌、小古剌、底马撒……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愿内属，乞设官统理。”这就说明，永乐年间底马撒地区主动归附明廷，朝廷专门设宣慰司管辖，而信符的出土地印度阿萨姆邦，正是当年底马撒宣慰司的核心区域。

这说明永乐年间，底马撒地区主动归附明廷，朝廷设宣慰司管辖，而信符的出土地印度阿萨姆邦，就是当年底马撒宣慰司的核心区域。

可清修《明史·志·卷二十二·地理七》却将底马撒宣慰司记载为“在太古剌东南”，也就是如今缅甸勃固东南方向，与阿萨姆邦的地理位置完全相反。

这个谬误可不是小事，直接导致后世诸多权威著作都错标了底马撒的位置，也变相缩小了明朝的疆域版图。谁说明朝疆域小？这枚信符清清楚楚证明，永乐时期明朝的管辖范围已延伸至如今的印度东北部。

清修《明史》里，这样的错漏可不止一处

若说底马撒的记载是无心之失，那其他几处被考古实证推翻的谬误，就难免让人怀疑其编纂的客观性了。

就说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明史·卷一百十六》记载：“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说他是被郑成功派人沉海而死。可1959年金门鲁王墓被发现，出土的《皇明监国鲁王圹志》明确记载，鲁王死于壬寅年十一月十三日，而郑成功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就已病逝，死人怎么可能派人沉死活人？

还有明朝的奴儿干都司，这是朝廷管辖东北边疆的重要机构，可《明史》中几乎只字不提，还称明朝疆域“东尽于开原铁岭”。直到俄罗斯境内出土永宁寺碑，永乐年间的《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和宣德年间的《重建永宁寺记》碑文，再加上遗址出土的明代铁犁、永乐通宝，直接佐证奴儿干都司的存在，狠狠反驳了《明史》的说法。

近年考古还纠正了一处谬误，《明史》记载秦王朱存枢“李自成破西安，存枢降于贼，伪授权将军”，可2004年出土的《大明秦世子暨妃张氏合葬墓志铭》显示，朱存枢在崇祯二年就已病逝，连秦王爵位都没承袭，根本不可能在李自成破城时投降。

就连明末太监曹化淳，《明史》也栽赃他给李自成开城门，可事实上他五年前就已返乡，顺治帝亲自为其平反，称“曹化淳无端抱屈”，这般明确的平反记载，仍被编纂者张廷玉写进谬误之中。

如今这枚印度出土的永乐信符，再添一例实证。编纂者或许有自己的立场考量，可篡改疆域、歪曲史实，终究抵不过考古发现的铁证。

那些被刻意缩小的明朝疆域，被无端抹黑的历史人物，在一件件出土文物面前，都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