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坛达成共识，不惜代价狙击高市，新首相候选人对华态度公开

日本选战即将拉开大幕，高市距离走人越来越近！当地时间1月29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一场集会中表示，希望日本民众不要把选票投给高市早苗，原因是她如果继续担任日本首相的话，则会对中日关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2026年1月的东京，看起来一切照旧，银座的电子屏、超市的新价签、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人群，都显得很平静，但在永田町，这种平静是暴风雨前的死寂，自民党最新的预测议席数跌到了199席，距离单独过半的233席，差了整整34席。

这不是技术性回调，而是一次结构性坠落，更讽刺的是，就在三个月前，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还高达70%，被视为“强硬、安全、稳定”的代名词，问题出在哪里？答案并不复杂：她把外交和安全当成了政治动员工具，却低估了经济反噬的速度。

2025年11月，高市在国会将台海局势直接上升为“日本存亡危机”，这套说法在右翼选民中确实有效，但对普通家庭来说，它解决不了电费、房租和食品价格的问题，政治口号可以点燃情绪，却不能填满钱包。

真正击穿民意的，是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措施，稀土和关键材料的“断供”，直接击中了日本高端制造的命门。

丰田的新能源链条、三菱重工的核心设备、乃至部分军工项目，都开始出现原材料不可控的问题，这不是涨价，而是供应不确定性本身带来的恐慌，企业不敢接单，工厂不敢扩产，整个产业链开始自我收缩。

旅游和消费同步塌陷，中国访日游客同比减少45%，关西机场航班锐减，酒店和免税店订单大规模取消。

在物价已经连续多年高企的背景下，百货零售首次转负，街头抗议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买不起”，当选民开始觉得“强硬外交=自己生活变难”，高市的支持率就已经进入倒计时，这种经济压力，很快会传导到政治结构本身。

如果说经济问题削弱的是高市政府的“合法性”，那么政治联盟的崩塌，则直接抽走了她的“操作能力”，维持了26年的自公联合政权，在选前突然解体，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公明党的退出，并不是一时情绪，而是一次理性止损。

表面理由是自民党的政治资金丑闻，但真正的核心在于路线冲突，公明党依赖创价学会基层网络生存，对战争风险、外交激化高度敏感。

高市政府不断右倾，把安全议题推向极限，相当于要求公明党为一条自己并不认同的路线背书，对公明党来说，这意味着选民流失和组织风险，于是“分手”成为唯一选择。

更关键的是，公明党并不是普通盟友，而是一台成熟的“选票机器”，在小选区制度下，它能稳定把票送到指定候选人手中，一旦抽离，自民党在基层的优势会被迅速放大为劣势，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自民党依然是第一大党，却突然失去了胜算。

在野阵营完成了快速重组，立宪民主党联合公明党，打出“中道改革”的旗号，精准切中选民恐惧点：不提高消费税、不把日本拖入战争，野田佳彦刻意回避修宪和地缘博弈，用“生活稳定”和“风险管理”重新包装自己，这套话术，对疲惫的中间选民极具吸引力。

最新调查显示，这一联盟的议席数已逼近172席，它未必能单独执政，但已经具备改变政权结构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街头对高市的直接抗议，说明恐惧已经从“担忧未来”变成“拒绝现在”，当政治进入这种状态，选举结果往往不再可控，而这场结构性裂变，正把日本推向下一阶段的不确定性。

问题来了：如果高市真的下台，野田佳彦上位，日本会走向稳定吗？短期看，气氛可能会缓和，野田强调中日经贸的重要性，使用“互利共赢”的措辞，也让部分观察者产生“关系回暖”的期待，但历史不会自动清零，尤其是在战略问题上。

2012年，正是野田佳彦推动了钓鱼岛国有化，直接导致中日关系长期冻结，这说明他的“温和”，更多是策略选择，而非立场转变，他反对激进修宪，并不等于反对强化军力，而是认为当前成本过高、时机不成熟，这种思路，与高市的区别在于方式，而不是方向。

在日美同盟和对美依附这个底层逻辑上，野田与高市并无本质差异，日本仍然把战略安全外包给美国，同时又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换一个更圆滑的首相而消失，区别只是，风险是被高声宣布，还是被低调管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当首相”，而在于日本是否愿意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如果继续在“跟美国走安全、靠中国吃饭”的矛盾模式中摇摆，那么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只能在同一条死胡同里打转，高市的失败是必然的，但野田的成功，也未必意味着转机。

当所有路标都指向悬崖，司机换人只是延迟撞车时间，真正困难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日本是否有勇气承认：这条路本身，就走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