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官写文痛骂毛主席，主席却十分欣赏：全军转载，奇文共赏

1946年，一封骂遍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公开信，在《奋斗日报》刊登后，引发震动。

离奇的是，它不仅被国民党内部视为士气提振的胜利号角，还被毛主席亲自批示：

1946年的华北，集宁城外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但在傅作义的司令部里，却弥漫着一种久违的轻松气息。

地图铺在桌上，红蓝线条纵横交错，而集宁、卓资山、张家口这些名字，此刻都像被一一圈进了胜利的范围。

在此前的战事中，聂荣臻、贺龙率部围攻大同，一度让国民党方面神经紧绷。

蒋介石的电报接连不断，催促傅作义北上解围。

傅作义他深知解放军围城打援的惯用战法，若一头扎进大同，很可能正中下怀。

正是在这种谨慎与算计中，他选择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高明的办法，避实就虚，直插集宁。

这一招围魏救赵，确实奏效了。

解放军为了保住集宁这一战略要地，不得不从大同方向回撤。

战斗在集宁外围展开，枪炮声昼夜不息，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从结果上看，城池易手，阵地推进，傅作义部稳稳站住了脚跟。

对于长期在夹缝中周旋的傅作义来说，这样的结果，足以让他在心中暗暗松一口气。

更重要的是，随后发生的一幕，加深了这种胜利正在到来的判断。

华北野战军在综合评估形势后，选择了主动后撤。

这本是一次极为清醒的战略调整，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为更大的战局腾挪空间。

但在傅作义的视角里，这样的后撤，却被理解成了另一种含义，对手在退，却像是被逼退的。

战场上的判断，往往不是单纯由枪炮决定的，而是被心理、经验和环境不断放大。

舆论的声音也开始在他耳边回响。

集宁之战的消息，被层层放大地送到南京，也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久违的振奋。

长期处于守势、被动挨打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这场战斗，正好成了宣泄的契机。

胜利需要被书写，需要被传播。

在这样的氛围中，单纯的军事胜负已经不再足够。

战场之外，还有另一条战线同样重要，舆论。

枪杆子可以占领阵地，笔杆子却能左右人心。

如果能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不仅可以巩固当前的战果，更能进一步打击对手的士气，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

这种判断，是有确切逻辑的，解放战争初期，舆论争夺本就异常激烈。

报纸、电台、公开信，每一种形式，都是双方角力的工具。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在舆论上的影响力极强，如果不加以反击，哪怕在局部战场占了上风，也可能被对方的话语重新定义成战略转移、主动调整。

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一种混合着得意、急切、试探的情绪，逐渐占据了上风。

是否应该趁热打铁，不仅在军事上保持压力，更在舆论上狠狠干上一笔。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那封后来引发巨大波澜的公开信，开始在傅作义的脑海中成形。

窗外并没有枪声，可他却比身处前线更清楚，这一次动笔，危险不在笔端，而在身份。

那不是一篇普通的社论，更不是泛泛而谈的战报，而是一封指向明确、态度强硬的公开信，对象，正是毛主席。

他的身份，从来不止一层。

他是国民党高官，是傅作义倚重的秘书，可他更是一名潜伏在敌营深处的地下党员。

让他用自己的笔，去攻击自己的信仰，这像是一把直接架在心口的刀。

但拒绝，是不可能的。

在傅作义眼中，这项任务本身就是信任的延伸，一旦推脱，反而会引起怀疑。

敷衍，更行不通，写得轻了、虚了，既达不到傅作义的目的，也同样危险。

他反复推敲的，不是词句，而是后果，这封信一旦见报，影响的不只是傅作义的名声，更会在解放区、在部队中掀起波澜。

而这些波澜，会不会被组织误解？会不会让多年潜伏付诸东流？

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地下工作讲究单线联系，任何一次主动汇报，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他需要在不暴露、不引人注意的前提下，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把傅作义的意图、战局的背景，以及那封必写不可的公开信，一并交到组织手中。

等待回复的过程漫长，可最终传来的指示，却让他在震惊之余，生出一种复杂的释然。

不是不写，而是要写，不仅要写，还要写得重，写得狠，写到连自己都觉得刺眼。

作为地下党员，他早已习惯把个人感受放在一边。

既然组织需要他这样写，那就意味着，这支笔，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

在敌营深处，有些字，注定要被迫写下。

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是在一瞬间变得凝固。

不少将领只是扫了一眼内容，脸色便沉了下来。

可就在这股愤懑迅速蔓延的时候，毛主席却显得异常平静。

他没有第一时间表态，只是把那份报纸重新拿到手里，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等到最后一行字看完，毛主席忽然笑了。

这一笑，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接着，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让众人更加错愕的话：

“写得很好。”

有人以为自己听错了，被骂得如此难听，居然还能说写得很好，这在常理上，几乎说不通。

毛主席并没有急着解释，而是慢慢点出了关键所在。

集宁一战后，解放军选择后撤，本就带有主动避让、诱敌深入的意味。

可对方却迫不及待地在舆论上封官进爵，大张旗鼓地宣扬胜利，甚至不惜用极端语言来刺激、嘲讽。

换句话说，这不是强者的从容，而是急于自证的张扬。

而舆论战从来不是单向的攻击，而是一种互动。

对方越是夸大战果、贬低对手，就越容易在无意中替解放军完成另一件事，动员。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篇公开信传入部队后，最初的反应几乎和会议室里如出一辙。

许多战士看完后怒火中烧，有人攥着报纸骂，有人拍着桌子嚷嚷着要上前线。

那些讥讽长征、嘲笑解放军的句子，像火星一样，点燃了压抑已久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恰恰是战争中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越是骂得狠，越能激起反弹，越是把话说满，越能让解放军将士把愤怒转化为战斗意志。

这八个字，是一种极为冷静的判断。

这一决定，很快产生了效果。

这封怒骂的公开信，像一面被对方亲手举起的镜子，照出了急躁、错判与自信膨胀，也在无形中，把解放军的斗志推向了更高的位置。

他必须比真正的国民党军官更像国民党军官，比身边所有人都更懂得分寸二字。

正因如此，傅作义对他越来越倚重。

而这种信任，恰恰是潜伏者最危险、也最宝贵的资本。

在解放区，更有人其嗤之以鼻。

地下工作就是这样，功劳不能说，委屈必须吞。

时间，就在这样的误解中慢慢向前。

到了战争后期，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辽沈战役打响，华北的形势迅速收紧。

此时的傅作义，取而代之的，是犹豫、彷徨和深重的压力。

他知道，这个人不是一味顽固的死硬派，也不是没有为北平这座古城考虑过后路。

只不过，傅作义需要一个台阶，也需要有人在恰当的时候，把利害关系讲清楚。

在不动声色中，他开始引导话题，如果继续死守，北平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如果选择和谈，又能为这座城市、为几十万官兵保住什么。

他通过隐秘渠道，将傅作义的真实想法、部队部署和心理变化，一点点传递出去。

那些看不见的情报，最终汇聚成了解放军决策的重要依据。

1949年初，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

解放后，他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身份却依然模糊。

直到多年之后，随着档案逐渐解密，人们才终于拼凑出这个人的完整轮廓。

它是误解的源头，也是信任的证明，是表面立场的极端展示，也是内里忠诚的反向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