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虽比耶律德光大但确实是儿辈，割燕云十六州则是计谋｜文史宴

　　最近大剧《太平年》热播，引发了公众对原本似乎有点冷门的五代十国历史产生了兴趣。其实，熟悉朱言的朋友都知道，早在2021年，朱言就出版了一本《细说五代十国七十年》，全书将近三十万字，可以说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好的有关五代十国历史的通俗文史书籍。出版至今，已经快五年来，一直是各大平台的长销书（虽然不是火爆的畅销书），豆瓣等社交平台，评分也都还可以，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说实话，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看历史剧，不过既然是五代十国史，我也就稍微看了一点，目前仅仅看了第一集，还没看完。就着起篇都石敬瑭，我就从书中摘出一篇，聊聊这个万事唾骂的“儿皇帝”。

　　后唐明宗李嗣源身边，子侄辈的猛将有两个，其一是养子李从珂，也就是后来的末帝；其二就是女婿石敬瑭，历史上背负骂名的“儿皇帝”，后晋高祖。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十二月，李嗣源崩殂。经过中枢权力一番博弈之后，闵帝李从厚继位。即位之前表现得非常寡断的李从厚，在成为皇帝之后却汲汲于削藩，进而逼反了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从珂。

　　闵帝即位之初，石敬瑭被加授中书令，由河东节度使调任镇州成德军节度使，用意自然还是削夺他的实力。李从珂夺位成功之后，石敬瑭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

　　后唐沙陀李氏的龙兴之地河东地区，从长兴三年（932年）开始，除了闵帝李从厚即位之初的短期变动外，就一直为石敬瑭所掌控。末帝李从珂夺位之后，面对实力很雄厚的石敬瑭，也不敢有所妄动。鉴于河东一直为石敬瑭控制，末帝李从珂与其达成了协议，称“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

　　从表面上看，末帝似乎承认了河东藩镇的半独立事实，承认了石敬瑭割据一方的合法性。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是晚唐政治的延续，而中央政府也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频繁改易方镇就是中央防止地方坐大的惯用手段。

　　末帝李从珂自己就是藩镇兵变上台的，他对这个问题认识更为深刻。所以，李从珂与石敬瑭的协议不过是即位之初安抚人心的权宜之举。若真的实行，无异于将后唐龙兴之地完全割让给石敬塘，使其建立国中之国，而这显然是李从珂不能忍受的。

　　李从珂与石敬瑭相识很早，甚至可以说是彼此相知，故而防范和疑忌也更深。据《新五代史·高祖皇后李氏传》记：

　　自废帝立，常疑高祖必反。（清泰）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节，辞归，留之不得，废帝醉，语公主曰：“尔归何速，欲与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废帝大悔。公主归，以语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

　　材料中所谓“千春节”，即后唐末帝李从珂的生日，为正月二十三日。文中的公主是李嗣源的女儿永宁公主，与李从珂算是兄妹。或许正因为这一次酒醉泄天机，四个月之后，李从珂终于下定决心移藩，想要将石敬瑭从河东老巢调走。是年五月初三日，李从珂下旨：

　　以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驸马都尉石敬瑭为郓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以河阳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甲午，以前晋州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副总管张敬达充西北面蕃汉马步都部署，落副总管。

　　这个诏令其实是对当初那个“与卿北门，一生无议除改”承诺的违背，更是严重侵害了石敬瑭的政治利益，猛虎焉能离山？石敬瑭抗命不奉诏，于是末帝于十四日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并部署各路大军，讨伐河东：

　　令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以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寻改为招讨使；以河阳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彦琪为太原四面马步军都指挥使；以邢州节度使安审琦为太原四面马军都指挥使；以陕州节度使相里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辰，以定州节度使杨光远为太原四面兵马副部署、兼马步都虞候，寻改为太原四面副招讨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军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兼排阵使。

　　李从珂确实是久经沙场的宿将，也很懂军事战略。这个部署非常有力，张敬达从北面，张彦琪从南面，安审琦从东南方向，杨光远从东北方向，相里金、高行周从西面，五路人马同时进攻，兵力规模也相当大。

　　当然，石敬瑭在河东那边也早有准备。起兵之时，石敬瑭便不断招诱邻近的节帅。如屯于代州的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张敬达摩下西北面先锋指挥使安审信等都起兵响应，率部曲奔入太原。

　　然而，这些兵力的加入仍然没有改变石敬瑭的劣势局面。除了上述数人之外，邺都捧圣都虞候张令昭、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等也谋划策应河东，但很快就被朝廷大军平灭。身处太原的石敬瑭很快就陷入了大军围困的境地中，他又如何破局呢？所以才有了后来契丹军队的介入，而事实也并非像大多数文学化史学叙事中的那么简单。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唐末帝李从珂对石敬瑭终于动手。经营河东多年的石敬瑭虽然能联络周边藩镇，结盟对抗后唐朝廷，但是在李从珂多路大军围剿之下，晋阳城渐渐陷入危境。

　　走投无路的石敬瑭决定向契丹求援，《资治通鉴》“清泰三年八月”条记载：

　　帝闻契丹许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张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每有营构，多值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晋阳城中日窘，粮储浸乏。

　　当时的晋阳城中已“平地水深数尺”，防守十分困难，城中军粮又极为短缺。胡三省在为这段内容做注的时候认为，“若契丹之援不至，晋不能支矣”。从战斗实力而言，张敬达统帅的朝廷讨伐军也远胜于河东石敬瑭的军队。

　　诸多史书中都记载了石敬瑭向契丹求援的细节，《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一》中说：

　　朝廷以帝不奉诏，降旨削夺官爵，即诏晋州刺史、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帝于晋阳。帝寻命桑维翰诣诸道求援，契丹遣人复书诺之，约以中秋赴义。······（九月辛丑）是夜，帝出北门与戎王相见，戎王执帝手曰：“恨会面之晚。”因论父子之义。

　　后世大众熟知的“儿皇帝”，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的事情，在上述史料中也有涉及。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线索清晰简单，石敬瑭向契丹求援，也并非如同后世文学化历史叙述所言的那么单纯是什么卖国求荣之类。

　　揆诸《辽史·太宗纪上》，对于契丹出师援救石敬瑭亦有记载：

　　（天显十一年七月）七月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求救，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八月庚午，自将以援敬瑭。

　　按照这个史料看，石敬瑭派出的第一个赴契丹求援的使节的赵莹。与此同时，一个叫赵德钧的人也派人出使契丹。赵德钧又是何人呢？

　　赵德钧是幽州人，本名赵行实，曾为后唐庄宗李存勖赐姓名李绍斌，累迁沧州节度使。同光三年，调任为幽州节度使。明宗李嗣源即位后，复其本姓氏，改名赵德钧。石敬瑭于晋阳起兵之后，唐末帝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参与镇压河东石敬瑭军。

　　然而，赵德钧却在此时萌生割据自立的野心，他也是想引契丹为外援，助自己称帝。幽州一带政治情势非常复杂，自安史之乱以来，幽州便成为长期不奉朝廷之命而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之一。从广德元年（763年）安史降将节镇河北到天祐十年（913年）晋王李存勖灭桀燕刘氏政权，幽州割据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幽燕之地“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人口相对稠密，物力较为富饶，地势更为险要，其长期割据自立的发展状况使中央始终无法对其实现有效控制。河东集团灭幽州刘仁恭集团之后，即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此后幽州节度使久任少易，李存勖亦曾兼领。

　　在后唐政权任命下的诸任幽州节度使中，赵德钧统辖幽州最长，从同光三年（925年）至清泰三年（936年），共十一年之久。赵德钧原为刘仁恭部将，后追随李存勖参加灭梁之战。在后唐皇权激烈变动的情况下，赵德钧历经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四朝更迭而屹立不倒。赵氏养子赵延寿娶李嗣源女儿为妻，与明宗算是儿女亲家。赵德钧在后唐内部拥有深厚政治资源，在幽州根基又恨深厚，面对契丹南寇又能有效抵御、屡屡挫之，实为不容小觑的割据枭雄。

　　石敬瑭与后唐朝廷的战争爆发之后，节镇幽州的赵德钧本该奉命援手张敬达，一举击败晋阳石敬瑭。但是，“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在石敬瑭叛乱之后，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合并河北诸军以扩充实力。更有甚者，赵德钧想的是“欲倚契丹取中国”，想借助契丹兵力，获取中原统治权。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赵德钧遣使赴契丹求援的事情：

　　闰月，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剑,诈云德钧遣使致书于契丹主,为唐结好,说令引兵归国;其实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

　　石敬瑭早已派赵莹出使契丹求援，耶律德光也已经南下进攻晋安。但是，赵德钧的结盟邀请动摇了契丹人的想法。因为当时石敬瑭与后唐政权的战争已经陷入胶着之中，而置身事外、毫发无伤的赵德钧确实完全有实力“即以见兵平洛阳”。如果赵德钧出兵灭了后唐，那么契丹人就不需要出手就尽得战争红利，获得丰厚的金帛厚赂。

　　好比是做风投，一个是被重兵围困、前途未卜的末路穷主石敬瑭，一个是手握重兵、实力雄厚的割据雄主赵德钧。如此高下立见的政治选择放在耶律德光面前，也不免让其动摇，也足以让底气不足的石敬瑭深惧之。

　　所以，石敬瑭才会派出自己的心腹幕僚桑维翰出使契丹，开出了耶律德光不可拒绝的筹码——“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历史上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事情，就是这样而来的。

　　石敬瑭此举是幽州、河东两方势力对契丹进行竞价式拉拢的体现，也成为其背负万世骂名的重要原因，其实石敬瑭的这种割地方案有着非常深刻的考虑，也是他对赵德钧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在唐末帝李从珂削藩政策逼迫下起兵反叛，进而遭致后唐朝廷重兵围剿，困于晋阳城。走投无路的石敬瑭选择求助于契丹，其条件便是金帛贿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原本就有南进野心，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然而，石敬瑭的救命稻草因幽州节度使赵德钧的介入而险些丧失。原本应该奉后唐诏令，配合张敬达平灭石敬瑭的赵德钧，却在关键时候想趁机扩大地盘，甚至想援引契丹军南进河北，进而联手灭掉后唐，再挟契丹兵威，称帝中原。

　　如果契丹支持了赵德钧，那么石敬瑭就被抛弃了。在幽州、河东两方势力皆可增加金帛以竞价的方式赢取契丹支持的情况下，石敬瑭所面临的外围形势较之赵德钧的游刃有余显然不占任何优势，并不具备与赵德钧打持久竞价战的实力和资本，张敬达大军的持续攻城也迫使石敬瑭必须速下决断，这时唯有兵行险着、出其不意，给出耶律德光无法拒绝、赵德钧又无法匹敌的邀约筹码，方能挽救目前内外交困的险恶处境，为自己赢取一线生机。

　　困守孤城的石敬瑭，又能拿出什么筹码吸引耶律德光呢？金银玉帛这些物质财富，石敬瑭肯定难以胜过赵德钧。在常规筹码丧失竞争力的情况下，割让土地成为石敬瑭思虑范围之内唯一能胜过赵德钧的最终选择。于是乎，史上令石敬瑭背负千年骂名的“幽云十六州”割让方案出炉了。

　　在得知赵德钧遣使赴契丹求援之后，石敬瑭又派出心腹文臣桑维翰出使契丹，开出了令耶律德光难以拒绝的诱惑力条件：若契丹履行初约助其攻唐称帝，在原有给予金帛重赂、约为父子之国的盟好内容之外，另行割让幽云十六州之地与之。

　　“幽云十六州”后来成为天水赵宋王朝纠结了一百余年的领土问题，也是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的国耻象征。但是，何谓“幽云十六州”，是有必要首先讲清楚的。“幽云十六州”在唐末的概念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幽州地区所辖属州，另一块是云州一带所辖各属州，包括燕（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共十六州。

　　从地理上讲，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太行山的西北。对于契丹而言，获取这两大块区域，是其南进河北和进取河东的跳板；对于中原后唐政权而言，自然是防御契丹的屏障。

　　石敬瑭割让这些地方是否说明其甘心卖国呢？仔细分析一下，并非那么简单。幽云十六州中，仅仅只有云、应、朔、寰、蔚五州属河东，也即所谓的“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石敬塘所控。另外的十一州均属“卢龙一道”，为幽州节度使赵德钧所控。石敬瑭向契丹许诺割让赵德钧的地盘，自然没有随意兑现的能力，若要兑现，就需要契丹自己与赵德钧兵戎相见。

　　石敬瑭承诺割让幽州地盘，无异于将赵德钧集团的势力连根拔起，给予赵德钧以致命痛击，使其瞬间丧失与石氏河东集团竞争的政治资本，陷人进退两难的境地。于赵德钧而言，如果不愿割地，只能选择听从后唐李从珂诏令，与契丹及石敬瑭兵戎相见，陷入危险的两面作战之境；如果选择束手割地，那就等于丧失经营多年的地盘，也没有了与契丹盟约的政治筹码，完全沦为依附傀儡。

　　幽云十六州的两个板块比较之下，幽燕一带人口稠密，物力雄富，割据幽州的刘守光曾言：“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相比之下，云州等地向来户口稀少，最盛时亦不过二万，尚不及幽州一州的三分之一。

　　另外，从战略地位上讲，云、朔等州在雁门关以北，若说河东之屏障在雁门关，那么云、朔诸州只能算是河东屏障的屏障。退一步讲，即便云州地区为契丹所有，河东尚能凭借雁门天险据守。胡三省为《资治通鉴》相关内容做注的时候曾言：

　　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阻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

　　说的直白一点，石敬瑭割让幽州确实是等于将河北国防全部撤掉，契丹进而可以长驱直入，但是这种割让是空头支票，因为地盘是赵德钧的，契丹要拿，必须自己打。石敬瑭割雁门以北云州诸地，则是不得已的一种退守，云州没有，还有雁门关。

　　从战略角度看，石敬瑭的割让方案其实非常高明，成功地挑拨了赵德钧与契丹的关系，又获得了强有力的援军盟友。耶律德光垂涎幽州已久，自然果断抛弃赵德钧，选择石敬瑭。当然，除了割让领土之外，还有向契丹称臣并称儿，这也就成为历史记忆中的国耻符号。

　　五代十国的后唐末期，河东节度使与末帝李从珂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中，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并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并称子，成为史上有名的“儿皇帝”。

　　石敬瑭在承诺向契丹割让上述领土的时候，其实并未掌握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从地理位置看，上述割让方案讲的燕云十六州分为燕、云两个部分，也即《通鉴》所谓“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诸州”，“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

　　石敬瑭的割让方案中，其实只有云、应、朔、寰、蔚五州属河东，也即所谓的“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石敬塘所控；其余十一州(燕地)属河北，即所谓“卢龙一道”，为赵德钧所控。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卢龙一道”，也就是幽燕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展也比较成熟，所谓“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

　　相比之下，地处雁门关以北的云、应、朔、寰、蔚五州则是经济落后，而且早已被胡风浸染，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封略之内，杂虏所居”，“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比于他邦，实为难理”。从国防角度看，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出去，还有雁门关作为河东藩篱。

　　石敬瑭的这一割让方案其实十分高明，将赵德钧控制的幽州地区割让给契丹，这是慷他人之慨，瓦解了赵德钧与契丹之间的联盟，也摧毁了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另外，身为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对雁门关以北诸州虽有节制之权，但并不能完全控制。

　　譬如说，石敬瑭已经起兵之后，和后唐朝廷处于交战状态，既然云州节度使沙彦珣仍然忠于唐末帝，而且杀掉了麾下准备相应石敬瑭起兵的步军指挥使桑迁。石敬瑭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虽然是对自己部分利益的舍弃，但更能借契丹之手解决忠于后唐的部分力量。

　　耶律德光出兵为石敬瑭解围之后，便开始着手协助其称帝。据《辽史·太宗纪上》记载，辽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幸其府。敬瑭与妻李率其亲属捧觞上寿。”封晋王是称帝前先封大国的程序，是年十一月，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

　　耶律德光对石敬瑭的册封表文去《旧五代史》中有记载，其内容颇值得品味：

　　明宗之享国也，与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孙顺承，患难相济。丹书未泯，白日难欺，顾予纂承，匪敢失坠。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朕昨以独夫从珂，本非公族，窃据宝图，弃义忘恩，逆天暴物，······乃命兴师，为尔除患，亲提万旅，远殄群凶，但赴急难，罔辞艰险。······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旅，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在历史文本叙述中，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并称子是一件国耻记忆，尤其是石敬瑭认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当爸爸，成为很多历史和文学著作中嘲笑的对象，被称为“儿皇帝”。事实上，石敬瑭称臣称子这件事，其实并不算什么耻辱之事。

　　“称臣”这件事在历史上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唐初李渊也曾经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契丹的强大是客观事实，中原地区的政治力量博弈，没有契丹的援助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对于石敬瑭集团而言，向契丹称臣不失为一种策略，所谓的“君臣关系”也可以随力量权势转移而变化，正如唐朝与突厥的关系一样。

　　再说“称子”一事，更加是无从指摘。石敬瑭父事辽太宗有着自己的逻辑，即唐明宗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保奉明契”。作为唐明宗的女婿，自然也继承了唐明宗的人际关系，故而册文中言，“尔惟近戚，实系本枝”。这种人际关系的继承，就是石敬瑭以辽太宗为父的理论依据。两者的父子关系是建立在唐明宗与契丹之“明契”上的，是论资排辈延续下来的，与年龄无关。

　　《旧五代史·武皇纪下》记载，“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

　　当然，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的这种兄弟关系早因各方政治利益的变动而失效，李克用死前交给唐庄宗三支箭以表达自己的恨意和遗憾，其中一支即是用来“击契丹”的。

　　但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平定河北的时候，为了争取契丹的中立，曾经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李嗣源夺位成功之后，阿保机曾经说过：““我与河东先世 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 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

　　阿保机称李存勖为“我儿”，当然不是为了践行当年与李克用的兄弟之谊，只不过为了干预中原军政而找个借口。无论是李存勖，还是李嗣源，他们执政期间与契丹的关系都处于一种紧张的和平之中，庄宗、明宗在位期间，后唐军事强大，契丹并无可趁之机。

　　李嗣源即位之后，与契丹耶律阿保机之间并未订立什么“明契”。因为李嗣源于天成元年(926年)四月即位，辽太祖在天赞五年(926年)七月去世，时间相隔甚短，“保奉明契”可能并未来得及。

　　但是，若从明宗与庄宗的兄弟关系论及，李嗣源以父事阿保机并没有什么问题，耶律德光是阿保机次子，与明宗是兄弟辈分也没有疑义。石敬瑭是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是耶律德光的子侄辈，若说认其为父，也算不得什么屈辱。

　　石敬瑭的这种操作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初唐代宗李豫还是太子、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时候，为了借助回纥兵力收复长安，曾经与回纥叶护王子结为兄弟。后来，叶护王子被杀，其弟登里王子成为可汗。唐肃宗去世之后，代宗即位，登里可汗乘机南下，代宗令太子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前往安抚。

　　在会见登里可汗时，双方为李适是否应该舞蹈行礼发生了争执。回纥宰相和车鼻将军给出了这样的理由：“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李适)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事实上，代宗并未和登里可汗“约为兄弟”，登里是从其兄叶护那里继承了这种关系，并将之直接套用在太子李适身上。

　　按照这个逻辑，李嗣源与耶律德光的兄弟关系是对李存勖人伦关系的继承，而石敬瑭与李嗣源的翁婿关系，又为石敬瑭父事耶律德光提供了伦理上的依据。故而，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是利益博弈的权宜之计，而称子则是河东集团与契丹之间历史关系的延续，并非是什么国耻，而所谓“国耻”只是宋儒将道德泛化的一种历史改写。

　　耶律德光在获得石敬瑭所开出的割让燕云十六州及称臣称子，并交纳岁输等一系列承诺之后，于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命人在晋阳设坛，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成为大晋皇帝之后，改元天福，是年为历史上的后晋天福元年。

　　有了契丹兵力的援助，石敬瑭很快扭转战局。不久之后，身为太原四面副都招讨使的义武军节度使杨光远杀掉了主帅张敬达，“以其军叛降于契丹”。是月，后晋与契丹联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

　　由于当时后唐君臣多以为契丹出兵与客居洛阳的契丹东丹王耶律倍所谓的“请兵”有关，所以末帝李从珂在自焚之前拉上了耶律倍一起垫背。据《辽史》记载，“李从珂穷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从，遣人杀之，乃举族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