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4日,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含被打倒和“靠边站”的)及机关干部,在10月20日前全部战备疏散。
10月16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几名副组长开会,告诉他们刘少奇要转移到河南开封,中央已经通知河南省军区和驻军作好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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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
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领导得知刘少奇要转移到开封后,根据中央“保密、安全和有暖气”的要求,选中了开封市北土街10号市政府大院内市长办公的一号楼安置刘少奇。这个小院四面楼房环抱,院内面积不足50平方米,只要把东面楼门封死,把守住南面的唯一一个小门,就完全符合北京的要求。
10月17日,汪东兴来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的住处,此时刘少奇已经病重,他没有走进刘少奇的卧室,而是让护理员小韩拿着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写的“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字条,送到躺在病床上的刘少奇眼前,刘少奇却扭头不看。站在旁边的卫士长李太和走到床前,对着刘少奇耳朵,轻轻将字条上的内容念了一遍,刘少奇仍闭着眼睛不语。
当天下午4点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接到出发通知,刘少奇被随身盖的粉红色缎被裹着,连同枕头抬上担架,再蒙上一条床单,送上救护车。当天晚上,救护车驶入北京西郊机场后,停靠在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旁,刘少奇被迅速抬上飞机,机组人员除机长邹立升以外,其他人员一概不准走出驾驶舱。晚上7点23分,飞机升空,直飞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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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刘少奇
晚上9点30分,伊尔-14型飞机在开封南关军用机场着陆。9点50分,刘少奇被送到一号楼,他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套间内,房内有病床一张,放药品的小桌一张,以及氧气瓶、吸痰器等,院内安装了电话专线,配备了保密电话。院里的7名监护人员收到命令:对外联系、汇报,一律不用刘少奇的名字,而使用他到达开封的日期10月17日的“17”为代号。
随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的医务人员进行了交接,北京的医生交代说,对病人不要再全面检查,因为病就那么多;买的药太多,有的一年还用不完;补药不吃,有啥药吃啥药。
据刘少奇病历首页上记录:
姓名 17号 床号 特 病案号 8
体格检查:……仍然是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被动体位,四肢无任何自主运动及强迫运动,进水呛咳,靠胃管鼻饲饮食、进水、进药,咽部分泌物多,时时靠吸引器吸引,发育正常,身体极度消瘦,全身肌肉明显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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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开封住的院子
刘少奇到开封前,就已经不能进食、进水和进药了,他到开封以后,肺炎再度发作。医生认为刘少奇病情已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
开封的医务人员曾经提出,请有经验的医生会诊和再购买一些好的抗生素药品,都被专案组副组长以“一切服从保密”“就地解决”等理由拒绝,就连给刘少奇拍X光片,他们也不允许。
面对生疏的环境和陌生的面孔,刘少奇躺在病床上,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开封的医务人员在为刘少奇翻身时,看到他双手紧紧握着两个葫芦形的东西不放,感到他在顽强地抗争。医护人员后来才知道,刘少奇在北京时,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经常攥住拳头,或者伸手乱抓,抓住什么东西就死死不放,他身边的人就找来两个塑料药瓶,让他握在手中,希望能减轻一些他的痛苦。时间久了,塑料瓶被捏成了葫芦形, 大家便称这是刘少奇的两个“宝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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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去世时的照片
在这个悬挂着一个昏暗的小电灯泡、墙面脱落、窗户残留着斑驳黄漆的房间里,刘少奇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
1969年11月12日早上,刘少奇含冤逝世,他的遗体被停放在原银行金库铁门前狭小的过道里。12月13日夜,刘少奇的遗体被抬到小院,头部用三角巾包扎,佯称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王光美率子女到开封凭吊刘少奇逝世处。王光美来到一号楼后,站在金库铁栅的前面,仰望着天井小院,她感叹道:“这里真像一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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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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