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讲不清的自我”

李向平

邢培霞

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讲不清的自我”

作者 |李向平、邢培霞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原文 |

写作这篇“天命自我”的初衷，一方面源于2024—2025年间《黑神话：悟空》的火爆问世，另一方面来自费孝通先生《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启发，我们将这两者整合到一个如何理解文化与自我的问题之中。

这首先要从《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讲起。在《西游记》所构建的文化精神世界中，“大闹天宫”的反叛姿态与“十万八千里筋斗云”的超越能力，构成了极具感召力的象征组合，也是在童年阶段最容易引发羡慕的能力想象。多少年来，人们反复阅读、不断欣赏这一可爱的神话符号，从而把个人的“自我”努力呈现为完整而统一的整体，得以承载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希望、情感，甚至是焦虑。因而，悟空的神话叙事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改写。这种改写本身，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自我”如何随时代变化而被重新理解与重塑的文化现象。

与此同时，孙悟空作为中国神话中公认的英雄，在其诞生之际就是一个天命无常、有德有能者才能肉身成圣的神话叙事，其中混合了儒、释、道三教内容。它既能在“天命”中反抗“天命”，又会随着“天命”原型在不同时代中的流变而不断改变自身的象征意义。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悟空形象。悟空这一形象为当下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人们能够从文化社会学视角重新解读世界、自我与角色，并进一步追问那些尚未穷尽、仍有待展开的问题。

在《黑神话·悟空》中，玩家以“天命人”的角色身份重新联结了天人、命运、文化、历史神话与当下现实等多重关系。尤其是“天命人”的设定本身就内含了“天·命·人”三重关系，因而得以激活一种随时代不断演变并持续显现的文化原型，从而再次把个体与总体、神圣与现实、人格自我与人生命运联结起来。在此文化背景下，《黑神话·悟空》模仿悟空神话所塑造的“天命人”，激活了人们对“天命”的重新体验，以及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和期待。当这种体验被无数玩家投射到“人”的身上时，它便成为一种兼具科技创新和文化自信意味的“角色现实”。

针对这种文化现象，在宗教社会学的课堂上，我们讨论了《黑神话·悟空》，请已经完成“天命人”通关游戏的同学讲述自己的游戏体验，我们自己也在反复体验玩家作为“天命人”在无数次打怪、通关过程中对天命的感悟。与此同时，我们在课堂上还专门播放了广受喜爱的视频剧《八十一难新解》，并围绕“西游”神话中“为修得正果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展开讨论。人们如何在人妖、善恶等对立关系中证明自身的神圣和美善，又试图借此来把握和理解何种关于神妖、鬼佛的“神圣”定义。这些带有青年流行文化风格与视角的“西游改编”故事，既有笑点，更有直击人心的泪点，讲述了普通人的自我成全——不得不把自己当作“第八十一难”。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改编使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更加贴近现实，也更能进入日常生活。

与《黑神话·悟空》中“天命人”的设定异曲同工的作品，还包括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两部电影的主旨都是对“天命”的质疑和反抗。从“魔童”哪吒到“黑悟空”天命人，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我即天命人”，从“狗屁天命，都是苦命”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无不呈现了天命文化与自我角色之间的强烈张力。尤其是《黑神话·悟空》中的主角已经不再以悟空为唯一中心，而是转向继承悟空使命的玩家“天命人”，在这里，个体甚至需要在天命之中依靠天命来反抗天命。一方面，“天命”构成自我修行、成圣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天命人的自我特质只有在一次次对既定命运的抵抗中才能逐渐呈现。这一文化意向，恰好切中了当下一些年轻人对于自我的不满，以及在结构性约束之下寻求自我重建的文化心态。由此浮现出的，是一个关乎文化与自我的主要问题：谁在规定“天命”？“自我”究竟是什么？

就此主题，我们也在一些高校进行了相关分享，进一步讨论“自我”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从东西方文化对“自我”的不同建构入手，旨在发掘那些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自我”的文化意识与理论启示。从《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自我呈现开始，转而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天命与自我关系的讨论，希望从中梳理自我呈现与中国文化的具体关系。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阅读了费孝通先生论述如何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重要论著，其中特别论及天人之际与中国人的自我及其多重表征。费孝通先生的相关论点有如醍醐灌顶，使我们的讨论豁然开朗。它为我们进入历史传统、梳理文化与自我的深层关系提供了理论方法，赋予了信心。针对中国人的自我多重性，费孝通先生认为存在着不同层次，如生物的“我”、社会的“我”、文化的“我”、表面的“我”、隐藏的“我”、说不清楚的“我”，以及“讲不清楚的我”“讲不出来的我”“不想讲出的我”。费孝通先生的论点，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大致具有表层呈现的自我和潜在的自我两种框架，或者说有一个原型一样的东西，在左右、支配着社会的、文化的自我，并决定着自我活出来的样子。与此同时，在各种自我的表现形式之中，还运作着一个深藏不露的自我。

联系华语学术界中有关中国文化与“关系自我”的讨论，我们在疑惑，所谓的关系自我，究竟是哪一种关系在起决定作用，从而确定自我的文化特质，并塑造自我的生成结构和运作机制。因此，我们便由《黑神话·悟空》所引出的文化意象直接切入天命文化与自我的流转关系。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文化符号，之所以能够历经不同时代而不断更新自己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一个不曾讲出来的原型自我，在支配着孙悟空形象的七十二变。在这种神话叙事之后，始终潜伏着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原型自我。它在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不同层次上交错运作，持续配置并重组“天人关系”以及文化与自我的关系。

就拙文的讨论和发现来说，我们在关系自我的概念中，在黑神话天命人的文化根源中，找到了天命自我的概念原型，并以此区别于西方文化所定义的“社会自我”。孔子强调的“天生德于予”，“君子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还有后世朱熹讲求的“修德行仁，则天命在我”，几乎都一语道破了中国人的“自我”如何生成的天机。个体的德性修养能够决定天命的流转，同时也反向肯定了天命的流动性，始终是自我继替的驱动力。换言之，自我德性的强弱能促成天命的流转和自我关系的切换。这似乎在自我讨论的层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的“社会继替”的概念：社会的变迁往往是以自我的接纳和认同来进行的。拙文所讨论的是：以天命关系为原型的自我是如何被建构的，如何形成了不断流转的自我关系，自我如何在成己、成人、成圣过程中层级递进。

在“天命”的潜在运作下，人们似乎能够同命于天，同率于性。但一旦落实在日常道德实践之中，天命又会因其在不同个体身上的切换与分配而呈现差异，进而形成“各人头上一方天”。由此，自我既被塑造为“能够讲清楚的自我”，自我可被叙述、可被道德化，同时又保留了“讲不清楚的自我”，难以言说与难以自证。两者在实践中形成一种互补机制。更由于“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管子·重令》）。天命自我的不同类型，很容易在天命流转和自我类型的不断切换之中，构成极化般的自我呈现，具有“讲不清的”某些文化特征，我们把它称之为“双极自我”。它在天命这个总体大用的基础上，我们试图理解君子与小人、大我与小我、圣人与禽兽之间的两极关系，类似于佛教所说的那样：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关系在转化之前，必先走向其对立面，然后再被整合。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讲不清楚的自我”，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涉及理论和方法的文化社会学问题。它是这个时代的道德源头和价值原型，是一个将自身置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序列中的现代问题。它涉及自我与自然、宗教、文化、社会、国家、民族、性别等复杂关系。

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社会学研究》的文章则可谓是社会学专业领域中学术论题共同建构之典范。从天命自我的初稿一直到最后的定稿，再到校对，我们由衷地感谢审稿人切中肯綮的批评建议，感谢编辑部令人心底一亮的修改思路，感谢责任编辑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专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