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诚到底错在哪?”——弹幕里这条高赞提问,像钉子一样钉在屏幕。错在没把亲侄子送进去?错在信了“清者自清”?还是错在生在了1987?
先说最扎心的:他根本没得选。月海镇要修码头,县里给指标:一年之内吞吐量翻三倍,完不成班子集体下课。郑德诚连夜跑省城批条子,回来才发现,码头还没影,侄子已经带人把装卸生意圈完了——不是暗地入股,是光明正大用“郑书记亲侄”的名头收保护费。80年代乡镇,书记的姓就是通行证,工商所的人一看是“郑家搬运队”,盖章比谁都快。郑德诚想撕破脸?可以,第二天全镇就会传“书记连自家人都不放过”,码头工程立刻没人肯干,县里的“下课通知”直接送到办公室。那个年代,GDP和乌纱帽是连体婴,他只能在夜里把公章锁进抽屉,第二天继续笑着给侄子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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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惨的是,他擦得再卖力,也挡不住时代翻车。1987年物价闯关失败,钢材价格一月三跳,码头预算超支七成。县里不给追加,只给政策:“自己想办法。”郑德诚只好默许搬运队提高装卸费,每吨多收两块钱,全镇的菜农、鱼贩瞬间炸锅。杜涛的采访本就在这时递到省委,标题只有八个字——“月海码头,官倒横行”。省委正愁找不到“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典型,批复连夜下来:严查保护伞。郑德诚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停职检查。后来档案里写得很客气:“负有领导责任”,翻译成人话:没贪污一分钱,却背了全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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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讽刺的是,真正捞钱的侄子判了三年,缓刑两年;而郑德诚,开除党籍,调去看水库,工资降四级。出狱那天,侄子拎着五粮液去看他,嘴里念叨:“叔,当年要不是我替你‘搞活经济’,码头能建那么快?”郑德诚没吭声,只把酒杯推回去——水库规定,上班期间不许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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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里没拍的是,千禧年后码头扩建,当年他力排众议预留的航道派上大用场,新书记在剪彩台上念稿:“感谢老一辈打下的基础。”台下没人记得郑德诚,水库边的旧宿舍早拆了,只剩半块石碑,刻着“安全第一”——他当年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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