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悲歌：石敬瑭建后晋与五代乱世的权力困局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后又一段大分裂的“乱世”。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更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父子相残、君臣反目的戏码不断上演。在这段混沌的历史中，石敬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争议人物——他既是从战乱中崛起的军事将领，凭借战功跻身权力核心；又是以“儿皇帝”之名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千古罪人”，其建立的后晋王朝，更是成为五代中首个因引外族势力而覆灭的政权。本文将循着历史脉络，还原石敬瑭从后唐勋贵到后晋开国皇帝的蜕变，剖析燕云十六州割让的深层影响，以及后晋王朝从立国到覆灭的短短十一年间，那些交织着铁血与屈辱的往事。

一、乱世豪雄：石敬瑭的崛起与后唐权力漩涡

后晋高祖石敬瑭

石敬瑭的发迹，始终与后唐的权力更迭紧密绑定。

关于石敬瑭家族及其出身，新、旧五代史中有不同的说法，我们采用目前通用的说法。石敬瑭之父名叫石绍雍，胡名臬捩鸡，本来是西部少数民族—沙陀族，后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后，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因善骑射而投奔李克用，官至平、洺二州刺史。景福元年（892年），石敬瑭生于太原汾阳里，家里排行老二。石敬瑭从小就沉默寡言，喜欢读兵法书，而且非常崇拜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和汉朝名将周亚夫。石敬瑭自幼随其父在军营中长大，习得一身骑射本领，且性格沉厚、心思缜密，早年便得到后唐太祖李克用养子时任代州刺史李嗣源的赏识和器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由于这层关系，成为他日后崛起的关键跳板。

李嗣源

李嗣源是后唐的核心将领，曾辅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平定河北、灭亡后梁，立下赫赫战功。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亲军将领”，始终冲锋在前：926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因宠信伶人、搜刮百姓引发“邺都之变”，叛军攻陷邺城（今河北临漳），李存勖派李嗣源领兵平叛，却不料部下哗变，逼迫李嗣源反戈。关键时刻，石敬瑭向李嗣源进言：“如今主上（李存勖）猜忌功臣，您若只身返回洛阳，必遭杀害；不如趁势引兵南下，夺取天下。”并亲自率军为前锋，攻克汴州（今河南开封），切断李存勖的退路。最终，李存勖在洛阳兵变中被杀，李嗣源登基为后唐明宗，石敬瑭因“定策之功”被封为保义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宰相衔），因为娶了李嗣源的女儿永宁公主，从“心腹将领”以及后唐皇室姻亲，跻身权力顶层。

兴教门之变

不过，后唐的权力稳定并未持续太久。李嗣源在位七年，虽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却无力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根本问题——他晚年病重时，儿子李从厚（后唐闵帝）与养子李从珂（潞王）为争夺皇位展开厮杀。李从珂是后唐名将，早年随李嗣源征战，威望极高，934年以“清君侧”为名起兵，从凤翔（今陕西凤翔）一路攻向洛阳。此时的石敬瑭正担任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手握河东重兵，成为李从厚、李从珂都想拉拢的对象。李从厚曾下诏调石敬瑭入洛阳，试图控制他；石敬瑭却审时度势，选择按兵不动，坐视李从珂攻陷洛阳、李从厚被杀。

李从珂登基（后唐末帝）后，对石敬瑭的猜忌从未停止。两人虽同为李嗣源的“亲信”，但石敬瑭手握河东兵权，且与契丹接壤，实力远超其他藩镇；更让李从珂不安的是，石敬瑭在河东暗中积蓄力量，整顿军备、收纳流民，甚至截留赋税，俨然成为“国中之国”。936年，李从珂下诏将石敬瑭调任天平军节度使（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意图削夺其兵权。这道诏书，成为点燃石敬瑭反叛的导火索——在五代，“调节度使离镇”往往意味着生死考验，石敬瑭深知：一旦离开河东，自己必遭李从珂清算。

二、引狼入室：后晋立国与燕云十六州之殇

面对李从珂的逼迫，石敬瑭没有选择束手就擒，而是走上了“以敌为援”的险路——向契丹求援。

契丹（后改称辽）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政权，自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后，一直觊觎中原地区。公元905年十月，在云州（大同）城外，耶律阿保机和李克用这两个游牧民族的枭雄在此相约会盟，结为兄弟。石敬瑭早在担任河东节度使时，就与契丹有过接触，深知其军事力量的强大。936年五月，石敬瑭派心腹桑维翰秘密出使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向契丹称臣；第二，以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为“儿皇帝”；第三，若契丹出兵帮助自己灭唐，事后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这三个条件，尤其是“称儿”和“割地”，在当时便引发石敬瑭部下的反对——部将刘知远曾劝谏：“称臣可矣，称儿太过；割地以赂契丹，恐日后为中原之患无穷。”但石敬瑭早已被权力欲和求生欲冲昏头脑，执意答应了所有条件。耶律德光见条件如此优厚，大喜过望，当即答应出兵。燕云十六州地处燕山山脉以南，是中原抵御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若能得到这片土地，契丹南下中原将无险可守；而“父皇帝”的称号，更能满足耶律德光的政治虚荣心。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

同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南下，从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进入河东，与石敬瑭的军队会合。李从珂派大将张敬达率领三万大军围攻太原，却在契丹与石敬瑭的联军面前一败涂地——张敬达的军队在晋安寨（今山西太原南）被包围，粮草断绝，部将杨光远杀死张敬达后投降。晋安寨之战的失败，让后唐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李从珂再也无力抵抗。

十一月，耶律德光在太原为石敬瑭举行“登基大典”，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定都汴州。石敬瑭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履行承诺：正式将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蓟州、瀛州、云州等，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契丹，并每年向契丹缴纳绢三十万匹。随后，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传国玉玺登上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五代时后晋形势图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原王朝虽与游牧民族时有冲突，但凭借燕山、长城的屏障，始终能保持战略主动权；而燕云十六州丢失后，契丹的骑兵可以直接驰骋在华北平原，中原王朝从此暴露在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之下。这一影响持续了四百余年——从后晋到北宋，中原王朝多次试图收复燕云，却始终未能成功，直到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才重新将这片土地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

三、嗣位风波：石重贵的“抗辽”与后晋危机

石敬瑭建立后晋后，始终活在契丹的阴影之下。他在位六年，对耶律德光毕恭毕敬，每次遣使向契丹进贡，都要自称“儿皇帝”，甚至契丹使者来汴州时，他都要亲自到城外迎接，极尽屈辱之能事。这种“屈辱外交”虽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却也让后晋朝廷内部怨声载道——藩镇将领不满向契丹低头，百姓则因沉重的贡赋（每年三十万匹绢需从民间搜刮）而困苦不堪。

942年，石敬瑭在内外交困中病逝，享年五十一岁。由于他的亲生儿子大多早夭，身边只有一个年仅五岁的幼子石重睿，临终前想将皇位传给他。但朝中重臣普遍认为“国家多事，议立长君”，主张立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石重贵本是石敬瑭的侄子，自幼跟随石敬瑭在军营中长大，性格勇猛但缺乏政治谋略。他即位后，在大臣景延广的建议下，决定改变石敬瑭的“屈辱政策”——向契丹称“孙”，但不称“臣”。这一政策的转变，看似是为了挽回中原王朝的尊严，实则低估了契丹的实力，也高估了后晋的国力。

耶律德光得知石重贵“称孙不称臣”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契丹的“背叛”。944年正月，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第一次进攻后晋。石重贵亲自领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与契丹军队展开激战——后晋军队凭借步兵的顽强抵抗，加上契丹军队不适应中原气候，最终击退了契丹军。第一次抗辽胜利，让石重贵变得骄傲自满，他认为契丹并非不可战胜，从此沉迷酒色，荒废朝政，还大肆封赏功臣，导致后晋财政更加拮据。

945年，耶律德光再次率军南下，第二次进攻后晋。这次契丹军采取“迂回战术”，绕开后晋的正面防线，进攻河北、山东等地，掠夺粮草和人口。石重贵派大将杜重威、李守贞率军抵抗，双方在阳城（今河北安国）展开决战。当时契丹军将后晋军队包围，并用骑兵冲击后晋步兵阵，但后晋士兵在“退则必死”的绝境下奋勇反击，最终大败契丹军，耶律德光甚至差点被俘虏。第二次抗辽胜利，让石重贵彻底放松了警惕，他认为契丹已无力南侵，于是更加放纵——不仅修建豪华宫殿，还强征民女入宫，朝政被外戚和宦官把持，藩镇将领与中央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石重贵没有意识到，两次抗辽胜利的背后，是后晋国力的过度消耗：军队伤亡惨重，粮草储备空虚，百姓流离失所。而耶律德光虽两次战败，却并未伤筋动骨，反而在总结教训后，制定了更周密的南侵计划——他决定利用后晋藩镇将领的矛盾，从内部瓦解后晋。

四、王朝末路：杜重威降辽与后晋覆灭

946年十一月，耶律德光第三次率军南下，这次他改变了战术：不再直接进攻后晋的军事重镇，而是派人暗中联络后晋大将杜重威，许以“中原皇帝”之位，诱使其投降。

杜重威是后晋的开国功臣，也是石重贵的姑父，当时担任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手握后晋最精锐的十万大军。他本就对石重贵的猜忌不满，又贪图契丹许诺的富贵，于是在两军对峙时，暗中与契丹达成协议。同年十二月，杜重威在滹沱河（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下令军队放下武器，向契丹投降——十万后晋大军不战而降，成为压垮后晋的最后一根稻草。

杜重威降辽后，契丹军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947年正月初一，契丹军抵达汴州城下，石重贵见大势已去，带着皇后、嫔妃和大臣们，自缚双手，出城向耶律德光投降。耶律德光进入汴州后，将石重贵封为“负义侯”，押往契丹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囚禁，后晋灭亡——这个由石敬瑭以屈辱换来的王朝，仅存在了十一年，便在同样的屈辱中走向覆灭。

后晋的灭亡，并非偶然。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引契丹为援开始，后晋就注定了“依附契丹”的命运——一旦失去契丹的支持，王朝便会陷入危机；而石重贵“称孙不称臣”的政策，虽有维护尊严的意图，却缺乏相应的国力支撑，最终引发契丹的报复；更致命的是，后晋继承了五代“武将专权”的弊病，杜重威等将领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导致军队瓦解、政权崩溃。

947年二月初一，耶律德光穿着通天冠、绛纱袍，在汴州（开封）皇宫崇元殿接受胡汉百官朝贺，宣布大赦天下。‌‌正式改国号“契丹”为“大辽”，年号“大同”。

耶律德光进入汴州后，曾想长期统治中原，但放纵契丹士兵在中原地区烧杀抢掠，史称“打草谷”。这一残暴政策引发了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各地农民起义和藩镇兵变此起彼伏。耶律德光见无法控制局面，不得不于947年三月率军北撤，途中病逝于栾城（今河北栾城）杀胡林。契丹北撤后，后晋藩镇将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五代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结语：石敬瑭的历史功过与五代乱世的启示

后晋高祖石敬瑭

石敬瑭无疑是五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凭借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从一个普通军校崛起为开国皇帝，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后唐灭亡后的中原局势；但他为了夺取皇位，不惜以“儿皇帝”之名向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天然屏障，其后契丹、女真、蒙古族等不断南下，给中原地区带来了长期的安全隐患，这一行为也让他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至到400年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遣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燕云十六州才重到中原王朝版图。

后晋的兴衰，是五代乱世的一个缩影：在那个“兵强马壮者可为天子”的时代，政权的建立往往依赖武力，而政权的覆灭也往往源于武力——藩镇将领的背叛、外族势力的干预、民生的凋敝，共同构成了五代王朝短命的宿命。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改革军事、整顿吏治，才为后来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决了武将专权的问题，却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始终面临着契丹的威胁，最终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影响了整个宋朝的历史走向。

燕云十六州的悲歌，不仅是石敬瑭和后晋的悲剧，更是整个五代乱世的悲剧——它提醒后人：国家的尊严，需要以实力为支撑；而引外族势力干预内政，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面镜子，映照出分裂时代的苦难与教训，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统一与和平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