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年轻时在东北混社会,整天吃喝玩乐风光得很。他还帮人看过场子,手下带着七八个弟兄。但后来,他的报应来了。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冷得邪乎,他穿个军大衣,领子竖得老高,手里攥着个保温杯,里面泡的是浓茶,跟弟兄们蹲在场子门口抽烟。烟是最便宜的红双喜,可他抽得比谁都起劲儿,吐烟圈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弟兄们围着他,听他吹以前打架的事儿,眼睛里全是崇拜。场子是个歌厅,晚上人多眼杂,总有人喝多了耍酒疯,砸瓶子摔杯子。每次他都不用动手,往那人面前一站,眯着眼慢悠悠说:“兄弟,给个面子,别在这儿闹腾,不然不好看。” 大多时候,对方看他身后站着几个壮实的弟兄,也就蔫了。可也有硬茬,有回一个醉汉不买账,指着他鼻子骂脏话,他也不恼,从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啪”地打着,凑到醉汉脸前,火苗子舔着他的下巴,醉汉吓得往后缩,他才笑着把火灭了:“行了,滚吧,别在这儿碍眼。” 那醉汉临走时,眼神阴沉沉的,他没当回事,转头跟弟兄们说:“这种人,就是欠收拾。”
他对弟兄们倒是大方,每次看场子结了账,都领着大伙儿去撸串,烤腰子、烤羊肉串点一大桌,啤酒一箱箱往桌上搬。弟兄们喊他“哥”,喊得震天响,他就咧着嘴笑,给这个倒酒,给那个夹菜,说:“跟着哥,亏不了你们。” 可背地里,他也有愁事儿。我见过他半夜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跟谁吵架,挂了电话就蹲在地上抽烟,烟头扔了一地。后来才知道,是歌厅老板欠了别的团伙的钱,对方找上门来,让他要么帮忙要钱,要么就把场子让出来。他夹在中间为难,帮老板吧,怕得罪另一伙人;不帮吧,自己饭碗就没了。
家里人也劝过他,我大伯母每次给他打电话,都哭着让他回家,说找个正经活儿干,哪怕去工地搬砖也行。他总是不耐烦地说:“妈,你不懂,我在这儿混得好好的,有面子,有钱赚,回去干啥?” 可挂了电话,他会对着镜子发呆,看着自己眼角的细纹,还有手上打架留下的疤,愣神半天。有回过年他回家,穿得光鲜亮丽,给大伯母塞了一沓钱,可吃饭时,大伯父一句话没说,就闷头喝酒,最后放下酒杯,叹了口气:“儿啊,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他当时还不服气,说:“爸,我心里有数,不会出事的。”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那年夏天,歌厅老板跟对方彻底闹掰了,对方找了十几个人,拿着钢管砍刀,半夜堵在了歌厅门口。那天他刚好没带多少弟兄,就三个跟着他。对方领头的,就是去年被他吓跑的那个醉汉的表哥。他还想跟以前一样摆场面,可对方根本不给他机会,一上来就动手。他让弟兄们先跑,自己断后,可对方人多,钢管打在他腿上,“咔嚓”一声,他就倒在了地上。
后来弟兄们把他送到医院,腿断了,落下了残疾。歌厅老板跑了,没人给他赔偿,弟兄们也树倒猢狲散,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投靠了别的团伙。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天,以前的风光劲儿全没了,眼神空洞。我去看他时,他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了一句:“以前觉得自己挺能耐,现在才知道,那些风光都是假的。” 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在嘲笑曾经的荒唐。他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没人知道,或许这就是他该受的教训,可这教训,也太沉重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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