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马年到来前说说中国古代的名马

□孙晓明

杜甫在写大宛名马的《房兵曹胡马诗》中说：“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大宛名马的神骏跃然纸上。当战马的嘶鸣穿透历史烟云，当马蹄的声响敲击帝国命脉，那些曾经奔腾在中华大地上的名驹，早已超越了坐骑本身的意义。它们承载着帝王的雄心，见证着王朝的兴衰，甚至改变着历史的走向。从西域的天马到昭陵的石刻，从赤兔的传奇到乾隆的骏图，每一匹名马背后，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农历马年即将到来，我们不妨来聊聊中国古代的名马,循着这些四蹄印记，走进那段马背上的中国史，探寻一匹马究竟如何载动一个庞大帝国的命运。

天马西来

汉武帝的名马执念

两千多年前的未央宫中，汉武帝刘彻正对着一张西域地图沉思。他的案前放着张骞带回来的奏报，其中一行字被朱笔反复圈点：“大宛有宝马，汗血，号天马子。”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仅看到了马，更看到了马背后广袤的西域、潜在的威胁与无限的机遇——那是一条足以牵制乃至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通道。

《史记》记载，当西域使者传来大宛有“汗血宝马”的消息后，这能日行千里、肩胛渗出鲜红汗珠的神骏就成了武帝的执念。其后，当乌孙国献上良马时，他兴奋地翻阅《易经》，援引“神马当从西北来”之句，先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但这远不能满足他对更高品级战马的渴望。

一场因马而起的外交风波就此上演。汉使车令携千金及黄金铸造的金马前往大宛，求换贰师城的汗血宝马。傲慢的大宛国王拒绝了，汉使愤而“椎破金马”，大宛则截杀汉使。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封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兵数万远征大宛。这场第一次远征因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而惨败。但汉武帝不惜“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倾全国之力再度西征。三年后，汉军兵临城下，大宛贵族杀国王、献马求和。

当数十匹汗血宝马终于踏进长安城时，汉武帝亲自作《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他随即将“天马”的尊号转赐给这些大宛汗血马。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表面为马，实则一举打开了汉朝经略西域的大门。汗血马不仅是顶级坐骑，更是帝国威德的象征——有了它们，汉军骑兵得以进一步与匈奴抗衡；而这条因求索天马而强力开拓的道路，更为日后丝绸之路的辉煌奠定了基石。

赤兔悲歌

一匹马的乱世浮沉

如果说汉武帝的天马承载的是帝国野心，那么三国时期的赤兔马，所背负的则是个体英雄的命运悲欢。

关于赤兔马的记载，正史与演义之间有着意味深长的差别。《三国志》中仅平淡提及吕布“有良马”，而后世《三国演义》则将其塑造成贯穿乱世的一则活传奇。它的名字“赤兔”本就暗藏威仪——有学者考证，“兔”古时可通“菟”，而“菟”在楚地方言中指虎；“赤菟”即红色的猛虎，喻其骁烈非凡。更有《瑞应图》称，赤兔乃祥瑞之兽，唯有德之君现世时方会降临。

这匹被赋予神性的骏马，一生却辗转于诸雄之间。它先后跟随暴虐的董卓与勇而无谋的吕布。民间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虽是英雄宝马的绝配，却终随吕布殒命白门楼而告一段落。此后，赤兔为曹操所得。这位深谙驭人之术的枭雄，明白宝马须赠英雄，遂将其转赠给关羽，由此成就了“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千古绝唱。

最令人唏嘘之处，在于关羽败走麦城身死之后。《三国演义》写道，赤兔马被孙权赐予部将马忠，竟“数日不食草料而死”。此虽是文学渲染，却深深契合了中国文化中“良驹择主、忠贞不渝”的精神信仰——马不仅是坐骑，更是忠义气节的化身。一匹马的绝食而亡，映照的是整个时代对气节的渴慕与呼唤。

昭陵六骏

石刻上的帝国记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安城外的九嵕山。这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北司马门内，曾矗立着六块巨大的青石浮雕——这便是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每一块石刻，都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李世民曾为它们一一亲撰赞语，字字铿锵：

飒露紫，是征讨王世充时所骑的战马。那场战役中，李世民率轻骑深入敌阵探查，不幸被围。飒露紫胸前中箭，大将丘行恭立即下马，将自己的坐骑让与主公，又转身为飒露紫拔箭，执刀步战护主突围。石刻之上，丘行恭正轻抚马颈，小心拔箭，战马微微后缩却依然挺立——这一瞬间的坚毅与温情，穿越千年，犹令人动容。

拳毛騧，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此马身中九箭，前六后三，依旧载着主人冲锋陷阵。青骓，虎牢关大战窦建德时飞驰如电，身中五箭而战意不减；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每一匹都是李世民从秦王到天子的生死见证。

这些浮雕由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设计图样，无名匠人悉心凿刻而成。战马结实的肌腱、飞扬的鬃毛、中箭后依旧不屈的神态，被永恒定格于青石之上。这不仅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杰作，更是大唐开国武功的纪念碑——马背上打下的江山，终究以马的石刻来铭记。

然而，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让这批国之瑰宝饱受劫难。民国初年，国内文物贩子勾结境外势力，将六骏拆解盗运。其中，“飒露紫”与“拳毛騧”被粗暴切割，先被运至北京，意图售予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袁以石刻残损为由拒收，两骏后被美国古董商购得，远渡重洋，今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另外四骏在盗运过程中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拦阻，虽免于流失海外，却已遭不同程度损毁。2010年，中国学者首次赴美对海外二骏进行三维数据采集；2017年，陕西文物部门借助数字技术，令六骏在屏幕上实现“重聚”。然而，实物归国之路依然漫漫——它们不仅是石刻，更是一段被割裂的民族记忆。每当我们在博物馆的复制品前驻足，那些残缺的痕迹仿佛仍在诉说：国家强盛时，骏马载英雄驰骋天下；国力衰微时，连石头刻的马亦难以保全。

玉花骢照夜白

盛唐气象的华丽注脚

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国力臻于鼎盛，连皇帝的爱马也被赋予诗画般的名号——玉花骢、照夜白。

玉花骢是一匹青白相间的骏马，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曾追忆画家曹霸奉命绘此马时的场景：“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照夜白则通体如雪，夜间奔驰恍若一道流光照亮旷野。画家韩干为其所绘的《照夜白图》，捕捉了它被系于柱侧却昂首嘶鸣、四蹄欲跃的瞬间，那股不甘羁束的雄骏之气，恰是盛唐精神的生动写照。

唐玄宗爱马，不仅为骑射征行，更将其演绎为一场风雅的文化盛事。每年在兴庆宫举行舞马表演，数百匹训练有素的马身披锦绣、络以金铃，随《倾杯乐》节拍应弦起舞，甚能口衔酒杯，跪拜献寿。这极致的奢雅背后，依托的是唐代空前繁盛的养马体系——朝廷推行监牧制度，全盛时官马逾七十万匹，西起陇右、东跨河套，牧场辽阔如云。

然而，安史之乱的战火踏碎了这场盛世的狂欢。那些曾随乐起舞的宫廷舞马，大多流落民间，甚至因姿态奇异而被误作妖物捕杀；照夜白跟随玄宗仓皇奔蜀，玉花骢则在乱中湮没无闻。马的故事，至此成为帝国由盛转衰的悲凉隐喻：当君王从开拓疆土的鞍鞯上走下，沉溺于宴乐与戏马的华美幻影时，危机已然步步紧逼。

名驹识英雄

岳飞与他的无声战友

南宋绍兴年间，抗金前线。岳飞麾下有两匹特殊的战马，《宋史》记载它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这份近乎执拗的挑剔，正透露出其非凡的血统。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的耐力：“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

这堪称冷兵器时代的顶级战马。岳飞遇害后，两匹坐骑下落不明，正史再无记载。然而在民间传说里，它们或绝食殉主，或突围隐去——在百姓心中，忠臣的良驹，亦当有忠义之魂。

长陵八骏

明成祖的马背江山

时间跳转到明永乐年间。北京昌平天寿山下，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享殿前，也曾矗立八座石马——长陵八骏。这显然是对唐代昭陵六骏的追慕与致敬，但每一匹石马背后，都承载着属于永乐朝的开国记忆。

据明代笔记《双槐岁钞》记载，八骏各有名号：龙驹、赤兔、乌兔、飞兔、飞黄、银褐、枣骝、黄马。它们随朱棣历经靖难之役的大小血战，每一匹都曾中箭负伤：

郑村坝之战中，龙驹中箭，由都指挥丑丑拔箭救马；白沟河血战中，赤兔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护主换骑；东昌之围时，乌兔中箭，都督童信亲自拔箭救马……石雕虽无言，通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却仍能想见朱棣如同当年的李世民一般，亲冒矢石、冲锋陷阵。马背上的伤痕，正是王朝鼎革之际刀光剑影的印记。

有趣的是，朱棣的坐骑中再现“赤兔”之名——这二字跨越千年，自三国至明代，始终是良驹的代称。八骏名中多含“兔”字，如飞兔、乌兔、赤兔，或许正暗合古人“骏马迅疾如兔”的想象。可惜的是，长陵八骏的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均不如昭陵六骏完整，它们静静立于十三陵的苍松翠柏之间，仍在等待后人更深入地解读那段“马背上的靖难”往事。

木兰秋狝

乾隆的马背政治

当历史步入清代，马的故事在乾隆朝演绎出集政治、艺术于一身的独特终章。

每年秋季，乾隆帝率众北赴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这并非仅是游猎，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展演。皇帝通过亲驭骑射，检阅满洲、蒙古子弟的武勇与忠诚，重申“国语骑射”的立国之本，以巩固边疆统治。马，在此成为维系帝国武统与民族认同的核心仪仗。

乾隆对骏马的钟情，更升华为系统的艺术创作。他命宫廷画家——尤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为代表——为御马绘制肖像。郎世宁以西洋写实技法捕捉马的形神，中国画家则辅以山水意境，共同创作出《十骏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等一系列作品。这些画作既纪实又颂圣，将良驹与帝王威仪一同铸造成视觉典藏。

至此，马的形象在乾隆时代完成了关键转换：从唐代昭陵六骏那样铭刻战功的“武功纪念碑”，转变为融会祥瑞、君主品位与“万国来朝”象征的“文化珍品”。随着冷兵器时代渐远，马虽逐步退出实战核心，却被乾隆极致地美学化与仪式化，最终凝固定格于《石渠宝笈》的典册之中，为帝王名马的千年叙事，落下一个浓墨重彩的收笔。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