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还这座国家主权石、民族团结石，为何艰难棘手？

1905年7月，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虎次郎）受日本海军部委派，秘密来到旅顺，考察当地一座千年古石碑，以摸清其价值。

1907年，内藤湖南在东京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唐鸿胪井碑“最近在旅顺被发现”。次年，石碑被作为“战利品”，送进了日本皇宫，迄今已经接近120载。

以上历史情节，在近日发布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下简称《总汇》）中被完整还原。唐鸿胪井碑到底有什么重要价值？日本人为何觊觎它？

唐鸿胪井碑是怎样诞生的？它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唐鸿胪井碑诞生于公元714年，唐鸿胪卿崔忻在受命宣谕靺鞨（mò hé）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回朝路上，刻下这块石碑以示纪念。它充分体现了渤海国是中央王朝统辖下的地方政权，具有宣示大一统和国家主权的重要意义。

20世纪初，俄国人等拍摄旅顺照片中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红色箭头）。（来源：《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

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韩林指出，石碑诞生要从唐朝册封一个东北少数民族政权说起。公元713年，唐朝鸿胪卿崔忻受命前往今天的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的“震国”，宣谕归附的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自此，大祚荣改国号为“渤海”，其政权正式隶属唐王朝。

完成使命的崔忻在返程途中路经都里镇，为了纪念此事，在旅顺黄金山凿井两口，并在西北麓井旁一巨石上刻字“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一高1.8米，宽3米，厚2米，重9.5吨的刻石，就是后世所称的“唐鸿胪井碑”。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到旅顺任职。为了保护刻石，他在鸿胪井碑上方修建了一座四柱方亭，并在崔忻所刻三行大字的左侧，又添刻五行小字，记录石碑位于“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外观“大如驼”，并描述了当时刻石尚存、但崔忻所凿之井已不复存在的状况。

这座石碑是中国的国家主权石、民族团结石、文化交融石。“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它印证了我国至少从唐代起就已经对东北边疆地区实施了有效管辖，铭刻着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原与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韩林指出，“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当年殖民者察觉刻石的主权价值，盗走之举，意在抹杀东北是我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从而侵占东北地区。

日本考古学者、日本“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岚彰近日受访时也证实，唐鸿胪井刻石记录了唐玄宗册封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事迹，对于研究唐代渤海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旅顺，并于1908年将唐鸿胪井刻石掠夺至日本。唐鸿胪井刻石目前被非公开地放置在日本皇居建安府的前庭。

日本宫内厅公布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在建安府的照片。（图片来源：《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

索还石碑之路，为何艰难棘手？

唐鸿胪井碑，也成为一代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心结。他们前赴后继，一步步逼近当年石碑流失的历史真相。但是多头、分散的研究，很难在实际的追索行动中成为系统性、关键性支撑。

最初开始公开呼吁“唐碑回归”的，是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教授王仁富。早在30多年前，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他洞察到了这件文物非同一般的历史文化意义。

1997年，退休后的王仁富自费来到北京，为“石碑回归”奔走求助。2001年，他与同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鸿胪井碑刻石研究会。大连大学、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相继成立专门机构。

2005年，中华唐鸿胪井碑研究会率团赴日开展研究。但日本宫内厅声称，唐鸿胪井碑已被列为日本国家专有财产，不允许随便进入参观。最终，他们只获得了五张唐鸿胪井碑的照片，都没能看上一眼鸿胪井石刻。

很多年来，对这件文物的学术研究始终有种“使不出劲儿”的感觉。关于石碑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渡边谅、酒寄雅志几位日本学者的论文。但凡研究，就得援引他们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一手资料对于研究的珍贵性和不可替代性。为了拿回学术主动权，在与日方对话中占据有利位置，我们下决心要自己掌握‘闭环式’、‘可确证’的原始文献证据链。” 《总汇》主编之一、唐鸿胪井碑民间追索团队“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会长、鸿胪书库创办人姬巍指出。

为此，鸿胪书库发动海外志愿者、留学生、学者，去一切能想到的拍卖会、旧书市场、档案网站进行“蹲点”；对一切有可能涉及的材料，就整捆、整包地买回来，再仔细筛选、逐页翻找。

十年来，搜集资料足迹遍布了日、俄、美、法、英。“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不仅将前人研究的原始档案全部找到，还得到了一批未曾公开的新资料，比如1923年石碑在日本皇宫的第一张照片、1983年石碑的彩色照片、旅顺原址地理对照图，日本‘旅顺镇守府’与海军大臣之间关于偷运石碑的往来密电，以及四种中国版拓片。”姬巍指出。

《总汇》中的资料，贯穿了石碑的前世今生及其流失的来龙去脉，被称为“证据确凿”、“证据链完整”。

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也指出，索还“殖民背景文物”，是一道摆在全世界面前的历史难题。因为国际间文物大规模非法流失，本质上讲，是不公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跨国谈判、司法诉讼、民间追索等，都需要耗费力气、持久拉锯。

唐鸿胪井碑在日本的法律身份被扭曲界定为所谓“国有”，但其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中“有关历史……以及有关国家重大事件的财产”的核心界定。完全匹配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对于请求国具有特殊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关键要求。

更何况，当年日俄战争，清政府被迫宣布“局外中立”，并非交战方，“战利品”之说根本站不住脚。二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早已从法理层面彻底否定了日本在华非法侵占的各项权益。

目前追索面临的“困境”，其实是日本有关方面如何正视历史、顺应国际潮流的问题，石碑归还于祖国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呼声。

为追索唐鸿胪井碑，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追索工作应该怎样开展？

韩林表示，每逢石碑诞生的整年纪念，国内就会迎来一次追索高潮。2014年，在唐鸿胪井刻石立碑1300年之际，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此文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石碑。

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组织唐鸿胪井碑宣传教育活动。（图片来源：鸿胪书库供图）

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破解文物归还这一国际难题，提出了具有可行性、原创性的中国方案。同年，在鸿胪书库的基础上，段勇、姬巍二人开始合编《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

“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日本掠夺唐鸿胪井碑的确凿证据。我们应继续借助海内外华人社团、文物保护组织、日本良知学者的力量，推动形成归还文物的舆论氛围。更要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国际文物保护论坛等，争取国际社会支持。”韩林说。

此外，以民间交往营造友好返还氛围的做法也要传承下去。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时，王仁富教授组织白城师范学院的学生用“折纸鹤”的方式向日本受灾人民祈福，并将捐款和纸鹤连同一封信件寄往日本皇宫，信中探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安危。后来日本皇宫对王仁富回信，表示地震未对刻石造成影响。

关于唐鸿胪井刻石，以“将从中国掠夺至日本的文物返还至原属地”为己任的民间团体——日本“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也做出过努力。五十岚彰说：“去年10月31日，我们在东京举办了‘隐藏于日本皇居的中国国宝——日中联合研讨会’。希望能促使日本社会对自身历史认知进行根本性反省，并引起日本政府对于返还该文物的重视。今后我们也将通过国会议员继续与日本宫内厅展开交涉。”

2025年，姬巍向日方介绍了近十年来大连当地志愿者为文物回归所做的种种努力，被评为年度感动日本的十大华人。

“今非昔比，我们早已不再是被欺负、被掠夺的弱者，手中也握有充分确凿的事实证据。我们有底气、有信念，让那位被锁在异国深院一百多年的‘唐朝使者’，早日回家！”姬巍说。

（“统战新语”综合“道中华”“东西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