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的传播与历史使命

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作为南京安全区主席，以第三方视角翔实记录日军暴行。其身后留下的10卷南京日记，成为印证历史的重要文献。从偶然发现到全球传播、从史料文本到文化符号，《拉贝日记》的传播历程，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集体记忆建构工程——它不仅揭露和印证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更在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凝聚人类和平共识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拉贝日记》的面世

《拉贝日记》的公开与传播，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历史记忆“复苏”。其发现始于1987年的偶然契机——南京市档案馆黄慧英因一则1948年的资助简讯开启了拉贝研究，并在1988年首次提及日记存在。而真正推动其走向世界的，是海外爱国华人。1990年，为驳斥日本右翼政客，邵子平等人向全球众筹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资助张纯如研究和写作南京大屠杀历史。张纯如联系到拉贝后人首次确认日记下落。1996年12月，在爱国华人推动下，经专家鉴定，拉贝后人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开了日记，《纽约时报》等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拉贝日记被发现的消息，引发轰动。

拉贝日记的公开迅速引发“国际—国内”内外联动传播效应：国际上，1997年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正式出版，畅销西方，南京大屠杀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书中大量引用《拉贝日记》，推动日记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传播。国内先后有多家出版社推出多种版次的《拉贝日记》。从2006年在拉贝故居建成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到2009年中德合拍同名电影、2019年同名歌剧欧洲巡演，《拉贝日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拉贝日记》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惨状和难民救助、国际交涉等细节，让南京大屠杀从 “碎片化悲剧” 转化为 “有逻辑、可考证的历史事件”。其价值如《纽约时报》所言，主要在于以德国目击者的独特身份，为人类最残酷的暴行提供了“异常详细的个人见证”，成为 “非利益相关方” 的关键佐证，其史料可信度远超普通私人日记。拉贝本人更成为跨越国籍与政治立场，反思战争、倡导和平的人道主义旗帜。2015年《拉贝日记》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组成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6年日记手稿入藏中国国家档案馆。《拉贝日记》已成为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核心文化符号。

二、民族记忆如何引发共鸣

南京大屠杀和犹太人种族灭绝，是二战期间法西斯的两大暴行。《拉贝日记》与《安妮日记》这两部日记分别从个体视角对两次暴行进行了记录，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锚点”，其史料价值难分伯仲。但《拉贝日记》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远逊于《安妮日记》，这种传播落差并非源于内容优劣，而是传播语境、叙事特质与传播时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为我们重思民族记忆如何借由传播成为全球共识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事件语境看，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发生于欧洲主战场，犹太人大屠杀记忆已被系统性地嵌入西方主流历史叙事，成为全球反法西斯记忆的“核心章节”。《安妮日记》作为这一记忆的个体载体，自然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传播土壤。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与以色列政府的主动叙事，更是强化了《安妮日记》的传播基础。而南京大屠杀作为区域性暴行，在西方主导的战后叙事中，长期被简化为“太平洋战争的附属事件”。地域和语言的壁垒，加之冷战格局下国际政治语境的割裂，使得南京大屠杀记忆难以突破“区域性创伤”的定位，游离于西方主流视野之外。

从叙事特质看，拉贝把自己当作“历史见证者”，区别于《安妮日记》的 “受害者共情”、《东史郎日记》的“加害者反思”，日记开篇便明确“向世界通报”的使命，写下“我要亲眼看看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这种自觉的见证使命，使得日记内容聚焦于史实记录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报告”属性，难以像文学作品那样引发大众共情。《安妮日记》则以“个体性”与“感性”见长。日记在记录纳粹暴行带来的恐惧之余，用大量笔墨书写了避难生活日常和青春期的迷茫、对自由的渴望，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使其突破了“历史文献”的单一属性，成为全球青少年反战教育的经典读本，并通过情感共鸣，让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深入全球大众的精神层面。

从传播时机看，《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精准契合全球清算纳粹的历史节点；《拉贝日记》1996年公开时，南京大屠杀在西方语境中已沦为“被遗忘的历史”。

从作者身份看，拉贝的前纳粹党人身份虽增强证言客观性，却也因敏感性延缓了公开进程；而安妮“犹太少女”的身份，承载着强烈的悲情色彩与道德正当性，让《安妮日记》天然成为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文化符号”，无需复杂的背景解释就能获得全球读者的情感认同。

三、挖掘记忆潜能 构建全球共识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理论，将“记忆之场”定义为：一切能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指出其核心功能是“在遗忘的威胁下，固定和保存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私人文本，日记兼具“个体记忆的私密性” 与 “集体记忆的延展性”特质，通过挖掘其记忆潜能，日记可以实现从个人记忆到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之场的跨越。

近年，围绕南京大屠杀发掘出不少当时亲历者的日记，如《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程瑞芳日记》等。这些日记文献的推介和传播，涉及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确认和传承。

《拉贝日记》出版前，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相对有限。日记填补了第三方视角的空白，成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言论的重要武器。日本右翼学者则通过质疑日记真实性等方式否认历史，如指责《拉贝日记》“被过度润色”，经过“拉贝自身的露骨篡改”，“将流言蜚语当作事实”；再如发起对《东史郎日记》作者的诉讼，借此否定南京大屠杀等。充分挖掘这些日记文献的记忆潜能，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构建全球反法西斯共识的任务。当前，日本右翼政客言论更凸显这项工作的紧迫性。

其一，以“个体故事”激活集体记忆。借鉴《安妮日记》的叙事视角，在依托《拉贝日记》等核心文献夯实历史真相的同时，深入挖掘南京大屠杀中普通个体的故事——无论是幸存者的苦难经历，还是救援者的人道主义行动，都能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具体可感。通过纪录片、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让全球读者从“人的命运”中感受历史的重量，实现从“认知历史”到“共情历史”的跨越。

其二，以“共通情感”搭建传播桥梁。在传播中，弱化“地域创伤”的单一叙事，强化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文明浩劫”的普遍意义，将其与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等暴行并置，凸显“反对种族灭绝、捍卫人类尊严”的共同主题，让民族记忆与全球价值产生共鸣。

其三，以“多元载体”拓展跨国传播边界。效仿《安妮日记》被改编为电影、话剧、歌剧的传播路径，推动《拉贝日记》等文献的多媒介转化。中德合拍《拉贝日记》电影、在欧洲巡演歌剧《拉贝日记》已做出有益尝试。

在历史虚无主义仍存、右翼势力抬头的今天，推动南京大屠杀从区域性记忆升华为全球共识，以历史之真守护人类和平之魂，这既是对拉贝“大爱与追求”的传承，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微信公众号。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