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最好的历史剧《太平年》，观众却说观剧门槛太高

当一部电视剧被冠以“近十年最佳历史剧”的赞誉，却又因“观剧门槛太高”而令许多观众踌躇不前时，它便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近期播出的《太平年》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如一道精心烹制的珍馐，被知味者赞为“细糠”，却在碎片化、快餐化的观影时代，因人物关系纷繁、文言对白迭出、典章礼仪考究，乃至“措大”这类生僻古语的运用，让不少寻求轻松娱乐的观众望而却步。

然而，正是这份“高门槛”，或许恰恰构成了其作为一部严肃历史剧的珍贵底色与精神高度。它并非迎合潮流的产品，而是试图引领观众穿越时光的迷雾，重返那个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黑暗，却也孕育着新生的时代——五代十国，并最终叩开宋朝“太平年”的大门。

要理解《太平年》的厚重，必先廓清其所述时代的惨烈图景。剧中一切权谋、挣扎与理想的起点，便是唐朝盛世崩塌后的无尽深渊。安史之乱并非只是一场短暂的叛乱，它如同一次彻底的地壳运动，将帝国撕裂为两个世界：关中与东南的朝廷，与事实上已成独立王国的河北藩镇。

剧中所提的魏博牙兵，正是这种延续百余年的藩镇武装世袭传统的缩影。更深刻的是，在这割据的土壤上，“胡化”进程悄然发生。勇悍的异族与边地汉民融合，使得河北风俗迥异于传统“华夏衣冠”，重武力而轻文教。 比如后来被承认为正统的后唐，其建立者却是更为“汉化”的沙陀人。

中央与地方，胡风与汉俗，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唐朝皇室依靠东南财赋与残存的礼法信念苦苦支撑，直到黄巢起义的铁蹄踏碎江南，那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随之飘零。

大唐的帷幕最终落下，真正的乱世才拉开它血腥的全貌。长期蛰伏的河北强藩纷纷称帝，四方豪杰亦拥兵自立，中国陷入“五代”与“十国”并立的破碎局面。所谓“五代”，核心是武力最盛的北方藩镇政权更迭；所谓“十国”，则多是偏安一隅、在夹缝中求存的地方势力。这是一个废墟上的角斗场，每个参与者都自诩天命所归，征伐不休。代价则是苍生的浩劫：生灵如草芥般被收割，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史不绝书，战胜者筑“京观”（堆积敌军尸首的土丘）以炫武功成为常态。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至暗的章节之一。其间，如南唐、吴越、前后蜀等南方政权，因相对安定而成为乱世中零星的文化绿洲，但中原大地，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人间炼狱。

黑暗并非永恒。《太平年》叙事的曙光，起于五代末期的后周，尤其是那位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的周世宗柴荣（剧中称郭荣）。他励精图治，南征北战，犹如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开始艰难地清理这片历史的废墟。然而天不假年，三十九岁便英年早逝，将未竟的事业与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不确定的未来。

随即，历史的聚光灯转向了赵匡胤，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大宋王朝肇基。宋太祖赵匡胤继承了柴荣的遗志，并以更大的魄力与智慧，南征北战，终结了割据。尤为关键的是，他“杯酒释兵权”，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从根本上解除了绵延两百余年的藩镇军阀痼疾，奠定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基础。

自此，一片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焦土，终于渐次复苏，迎来了一个以“太平”为念的崭新时代。宋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自信开创了堪比尧舜的盛世。

试想，一位从五代血火中幸存下来的老者，目睹柴荣与赵匡胤相继拨乱反正，见证宋朝的秩序重建，怎能不发自肺腑地感叹“太平年”的可贵？剧中最后涉及的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正是这“太平”画卷完成的最后一笔。

在这样的宏阔背景下，《太平年》的“亮点”便超越了普通剧集的娱乐范畴，具备了历史教育与人文反思的价值。

首先，是它对历史残酷性的忠实呈现。剧集没有回避那段历史的血腥与绝望，对“人相食”、“筑京观”等骇人场景有所描摹。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唯有直面曾经的深渊，太平年代的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秩序、文明与和平的来之不易。这种呈现，是对轻飘飘的“古风幻想”的一种必要矫正。

其次，是它在乱世中坚守的正向价值取向。在一个礼崩乐坏、道德底线屡被践踏的时代，剧集着力表彰忠义、气节与澄清天下的志向。它刻画了在宋朝及后世理学评价体系中备受争议的人物，如历仕多朝的冯道、辅佐石敬瑭的桑维翰。剧集并未简单沿袭后世“道德审判”的结论，而是将他们置于当时极端复杂的语境中，展现其个人在困境中对原则与生死的抉择，凸显了人性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与挣扎。与此同时，对柴荣、赵匡胤、钱弘俶等人，则浓墨重彩地渲染其少年英气与拯世情怀。这种塑造，并非廉价的主角光环，而是试图在漫漫长夜中，勾勒出那几缕最终汇聚成光明的人性辉光，传递出穿透历史黑暗的力量。

最后，是其在制作上的考究匠心。从文武官服、朝堂礼服的区别，到中原、藩镇、契丹服饰的精准差异，服化道细节构筑了可信的历史空间。台词文白相间，既保留了时代的语感，又不至于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在近年影视剧中实属难得。这一切，共同营造出一种庄重、沉郁而又不失希望的历史氛围。

当然，《太平年》绝非一部严丝合缝的史学纪录片，它必然有艺术的虚构与演绎。但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大历史逻辑是清晰的，价值根基是端正的。它试图唤醒一段被大众遗忘的沉重记忆，让我们瞥见在“五代十国”这个抽象名词背后，具体的人是如何挣扎、求生、坚守或堕落的。它或许是一道需要耐心咀嚼的“细糠”，但其中蕴含的历史营养与人文思辨，远非那些胡编乱造的架空爽文所能比拟。

在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太平年》的出现，像是一次固执的逆流。它邀请我们慢下来，付出一点理解的成本，去走进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历史世界。无论是将其作为了解唐宋巨变的历史窗口，还是当作一部乱世少年的成长史诗，它都值得被看见。因为，那些在历史尘埃中真实存在过的欢笑与血泪，那些于至暗中未曾泯灭的、对“太平年”的渴望，永远值得我们投去深深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