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塞上煮酒话忠勇

塞上煮酒话忠勇

文/王六

华山论剑大讲堂走进榆林，你会发现，榆林早已不是唐诗中“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的景况，倒有几分宋词“绿蚁新醅酒，可饮一杯无”的温暖。从陕北天地人、家国情、真性情，看华山论剑之勇、智、敏、仁，说明文化的精气神，可以写生，也可以写意。

勇之道，忠。

今日塞上煮酒话忠勇，就先从陕北这块神奇土地上，史上发生的三次煮酒名场面说起吧。2000多年前，秦大将蒙恬驻军上郡，将兵三十万，怯匈奴七百里，筑长城、修直道，大显身手，由于受奸侫之徒赵高构陷，却接到秦二世胡亥的赐死诏书。在面对生死抉择，将饮上路酒时，蒙恬慷慨陈辞:“吾自先人至子孙，积信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这是何等的情操？忠！以至三国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曹操，每读到此文，便会掩面而泣。

1300年前，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城一介落魄儒生杜甫，忧国忧民北上灵武勤王，在陕北高原秉烛把酒，写下论政诗篇《塞芦子》:“延关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尽匹夫之责，为国献策，这是何等的情愫？忠！

1000年前，出将入相的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史知延州，借酒浇愁，写下《渔家傲·秋思》这一千古绝唱:“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河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何等的情怀？忠！

勇，当然绝非匹夫之勇，蒙恬、杜甫、范仲淹为什么在陕北借酒抒怀，因为陕北是一块忠勇用武之地，是一块被中华文明熏陶、被战火焠炼的忠勇之地。

大漠草滩、黄土高原在这里交界，农耕文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中华文明人文地理两大标识之长城、黄河在这里交汇，一望无垠的大漠黄沙，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还有那逝者如斯夫的黄河，从视觉上有了黄河为何叫黄河、黄帝为何叫黄帝的直觉答案。

《史记》“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陕北；《水经注》:“禹治水，壶口始”，壶口在陕北。本世纪石破天惊的石峁遗址、寨沟遗址两个形似不形似方国文明体的发现，打通了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任督二脉，告诉人们，黄帝哥不是传说。“商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易·既济》的这一记载说明，不同的文明在陕北交融碰撞，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于是有了文明交流最极端的方式——战争，世界就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就有了长城。蒙恬“累石为城，树榆为塞”，中国就有了边界，陕北就有了榆林，有了延安、保安、安塞，安边、定边、靖边、吴堡……文化戍边的精神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长城脚下是吾乡。世世代代戍边将士边民，献了青春献子孙，铸就了陕北人天地人、家国情、真性情的文化性格，将自己的军旅习惯，变成审美习惯，羊肚子手巾一扎英雄结，腰带一系武装带，这份中华卫士的打扮，向世人宣示，我是谁，从哪里来。信天而游，能动天下，顺天而生、信天而唱的信天游，以《东方红》《哀乐》《春节序曲》为代表，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成为中国人表达民族大喜大悲的自然选择。

回望这方水土这方人，中华民族交融历史沙盘的特殊地理，成就了米脂婆姨绥德汉的文化传奇。“夫义妻杰英雄谱，联璧生辉中国范”，中华民族的忠勇形象大使杨业、折赛花，分别来自神木、府谷；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经典画面，梁红玉擂鼓助威，韩世忠大战黄天荡，哪发出“莫须有，何以服天下”雷霆之问的韩世忠，来自绥德。米脂出了个李自成，马踏幽燕，定鼎北京，均田免赋，一改天下。闯王夫人高桂英，在李自成殉难后，率忠贞营，组织夔东十三家，坚持抗清二十年，1664年弹尽粮绝，与主帅、其孙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举家自焚，以身殉国，誓死不当亡国奴，其高风亮节惊天地、泣鬼神。而创立西夏国，搅周天寒彻的李元昊，竟与李自成，同为李继迁寨的银州李氏，再加传说出生米脂舍身取义的貂蝉，“英雄美人出一县，两代帝王同一村”，成历史美谈。

忠勇者，仁。

仁者爱人，是中华美德的核心，“大学之道，止于至善”，这一点，在陕北民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陕北世出豪杰的文化底蕴。古今有之的乞丐，陕北老一代人称为行走财神，不是简单的不同称谓，这是对人人平等人格尊严的忠诚守护。孤寡鳏独有“户养”，即以高祖以下五服宗族，为一个自救互助单元，用家族力量，承担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民间道德银行之“帮工”，遇亲朋好友修窑建房，会自带口粮去尽义务帮工，这是以诚信为基石的契约精神，极大地缓解分担了生存压力，同舟共济，艰难前行。像苦难艺术陕北说书，在给大众禳巫解困的同时，发挥启蒙教诲的社会责任，而其本质则是民间低保。陕北人以“睁眼瞎子”近乎咒语的规矩，强制明眼人不能说书卖艺与盲人争饭碗，确保社会分工给盲人群体留下最后一杯羹，这是人性悲悯，是民间自治的道德良心。这种人性光辉，正是我们这个苦难民族5000年延绵不绝的精神给养，是家国情怀之自觉。当然，仁也非妇人之仁，修身、齐家、平天下是也，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是也！

勇得益于智。

有用武之地，得益于智，而智不仅仅是智商，更要有情商，这叫智慧。对一个人而言，智不能满足于识字学文之智；对一个社会而言，更要有启蒙开智之智。民国初年，米脂贤达杜斌丞之所以成为“成不成，问斌丞”的陕北智者，不在于他北京师大的文凭，而在于他学业有成后，怀着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毅然返乡，在陕北践行他兼容并蓄、文教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和方针，奔走呼号主导推动民国年间，在陕北陆续兴办起了绥师、延中、榆林女子师范等院校。在于他主政榆中这所当时陕北23县联办的唯一中学十年，桃李满天下，以谢子长、刘志丹、高岗、杜聿明、高锦德为代表，一大批才俊，脱颖而出，报效祖国。引领文明之风，开化黄土高原的公德，这就是智的最高境界。被尊为“报界宗师”的榆阳才俊张季鸾，留日归来，春风得意，起草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发出中国第一份新闻电报专稿，但他不事张扬，淡泊名利，几十年如一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以大公报为擂台，一通“三骂”惊世骇俗。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时期，以“我们在割稻子”社论，传递以时间换空间之坚韧抗战信念，一支笔的降维打击，大灭了侵略者士气，这就是智的力量。

吴堡文学巨匠柳青，“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的警世名言，醍醐落顶，发人深省。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现代文豪清涧人路遥，则以一个作家的良心，时刻关注社会变迁，用如椽巨笔，抒发着对老百姓牵肠挂肚的情感，用文学语言，精准表达升斗小民在时代巨变中的内心纠结，诠释着智者应有的使命担当。

智者慧、敏于行。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审时度势敏于行，才是王道。1958年全民砍树炼钢，科学家提出粮食亩产可达十几万斤的宏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大跃进口号，但时任米脂县委书记的王彦成，却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令人敬佩的文化定力，为米脂规划出了超越时代的发展蓝图:“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小沟打坝聚湫滩，平地变成米粮川”，这里面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有了，提高单产、稳定总产的粮食增收路径有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模式有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目标有了，甚至经济林与生态林的合理布局也有了。当年高西沟村按这一思路，退耕还林还草330亩，这是有记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退耕还林还草第一案例。高西沟人用双手打造的泥不下山、水不出沟的人间伊甸园，树起了不朽的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样板。这不是简单的智，而是了不起的慧，是起而行之敏。

1978年，农业学大寨已风行十几年，“以粮为纲”缺粮吃的农业困局，摆在人们面前。米脂孟家坪大队支部书记孟士明，冒着风险，组织村民试行“包产到劳”生产责任制，1979年试行一年生产大变样，粮食增产67%。第二年在批评、调查、疑问、羡慕、观望的环境下，在集体化名义下，行包产到劳（户）之实，被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发现，并写了调查报告在《新华内参》上刊发，引起震动。在小岗村同时期“包产到户”见光死情况下，到“户”与到“劳”，一字之差，为农村改革保留下一线生机。198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孟家坪包产到劳一年大变样”的通讯报道，并配以《一种大有前途的生产责任制》的社论，古老中国农村改革大门顺时而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夜之间普及全国，不但一举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还发现原来农民会种地，更为中国城市改革提供了物质准备。这是勇也、仁也？还是智也、敏也？一句话:这是敏于行之行也。

讲陕北，看中国，文化不是高大上，文化是生活细节和生活态度，只要个实事求是。陕北有一句民谚:“狼不吃憨汉，驴不碰二次”，狼为啥不吃憨汉？因为傻子不怕狼。驴一个地方碰壁，日后绝不在同一地方再失身。人却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会用更大的错误去掩饰已犯的错误，直至上演指鹿为马的荒诞剧，这皆因人之“聪明”，缘于所谓的“智慧”。由此可见，勇、智、敏、仁不是概念，实事求是不是概念，实事求是是人品、担当、环境，因为，人人是实事求是的环境。

在《华山论剑大讲堂.走进榆林》的演讲

202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