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病危睁眼环顾四周，知情人：寻找儿子许建军

1985年初秋的南京，中山陵脚下的8号楼格外安静。院子里的石板路被扫得一尘不染，门口的警卫换岗动作一丝不苟，唯有楼里那间病房，不时传出低沉的脚步声和压低的叹息声。躺在病床上的，是已经71岁的许世友，这位出身农家、打了一辈子仗的上将，此时正与癌症消耗着最后的力气。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身边的人回忆，在病危的那段日子里，他时常会突然睁大已经无比浑浊的眼睛，吃力地打量四周，像是在等谁，又像是在找谁。知情人后来慢慢拼起了这幅图景——那目光，十有八九，是在找那个多年未见的二儿子：许建军。

这一幕，若要理清前因后果，还得从他那一年骤然恶化的病情说起。

一、从“肚子不舒服”到确诊肝癌

许世友这个人，吃苦惯了，肚子胀、肚子疼，在他看来不过是“吃坏了点东西”。刚开始，他一句话也不往外说，忍着。直到疼痛从隐隐作痛变成钻心般的折磨，脸色一日比一日难看，家里人看不下去，才逼着他开口。被逼急了，他才淡淡承认：“肚子痛了好几天。”

在家人再三要求下，他被送到了上海华东医院。那是当时华东地区医疗条件很靠前的一家医院，技术水平让南京军区和家属都心里踏实。医生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给这位老上将安排了全面体检。

体检报告摆到医生面前时，大家心里一凛——甲胎蛋白指标高得惊人，远远超出正常值的几十倍。结合许世友多年的嗜酒史、早有问题的肝功能，医生几乎可以断定，问题不小。只是碍于他的身份和脾气，他们选择暂时压下最坏的判断，只委婉叮嘱：注意休息，少喝酒，定期来复查。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世友来来回回被做了多次检查。每一次结果，都比上一回更糟。指标直线上升，影像资料上肝脏病灶越来越清晰，最终，医院不得不下出结论：肝癌。这个消息，先传到了军区和相关负责同志那里，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病人本人。

那一年，许世友的病情，还牵出了一段在青岛短暂“回光返照”式的经历。

二、青岛的短暂好转与反常举动

确诊前后，许世友并没有一直躺在医院。他还按照原计划，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中顾委华东组会议。对这座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城市，他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身边人看到了很多“不对劲”。

当时的许世友，除了肝病，还有多年的痛风。刚去青岛前，他在南京连翻身都费劲，早晨起床必须要人扶。不然，他可以整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等到了青岛，情况竟稍稍缓了一口气。或许与当地偏干燥的气候有关，他居然有天早晨自己从床上坐了起来。进屋准备扶他的工作人员愣在门口，几秒钟没说出话来，只能连声感叹“好些了，好些了”。

身体稍微支撑得住，人也就活络了点。不过，真正让老熟人觉得有些“反常”的，是他一连串与以往风格不太一样的举动。

许世友平生不算挑食，厨房做什么他吃什么，只是对猪肉格外有好感，炸猪排、红烧蹄髈都来者不拒。早年在山东战斗、工作的时候，他对鲁菜的印象一直不错。这次到青岛，按理说吃到的菜口味并不陌生，可他却总觉得“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句轻描淡写的评价，落在身边人的耳朵里，多少有点意味深长——是味觉变了，还是心情变了，抑或身体累到什么都不对劲了？

更不寻常的，是他行事作风上的微妙变化。以前参加重大会议，他往往只出现在会场，游览参观一类的活动，能推就推。可在青岛，他在完成会议日程后，突然提出想上“向阳号”舰艇看看。工作人员一听，也算是他难得有兴致，立刻安排。

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只沉浸在那份“难得的高兴”里。聂凤智的妻子何鸣，注意到了这些变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心里很清楚，许世友的性子一向刚硬，要让他主动走出会议室看风景，背后要么是心境大变，要么是隐约嗅到了什么“终点将近”的味道。

事实证明，她的直觉并不多余。许世友肝癌的详细病情报告，最先送到的，就是时任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的聂凤智手中。

三、“不去！”——拒绝北京治疗与中山陵8号楼里的酒

病情明确之后，南京军区的态度非常干脆：立即安排许世友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再做全面检查与治疗。可问题在于，人还在青岛，如何说、怎么劝，成了一件颇费脑筋的事。

那天晚上，聂凤智带着任务，赶到许世友住处。他没有提“肝癌”三字，只说是“肝硬化”，需要去北京再查一查，以免耽误病情。话说得不算重，却已经很明白。听完，许世友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去！”

再次劝，还是“不去”。不论怎么从医疗条件、战友牵挂、组织关心这些角度耐心解释，许世友的态度始终没松口。聂凤智太了解这位老战友的性子——一旦认死理，谁都奈何不了他。那晚出去时，他心里大概也明白，这一“挡”，很可能就挡掉了最后一次系统治疗的机会。

从青岛回南京后，许世友的病情明显加重。南京方面提出，让他住进南京军区总医院，方便集中治疗和抢救。可提到离开中山陵8号楼，他又一次坚决摇头。中山陵那座院子，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他晚年的“阵地”，离开那里，他似乎更加不安心。

既然人不肯动，只能让医疗队进驻。就这样，中山陵8号楼里多了医护人员、器械和各种药物。病床旁边，变成了一个小型病房。

关于他爱喝酒这一点，几乎所有熟悉许世友的人都能讲上两句。身体硬朗时，喝点酒是开心事；到了病重时期，酒就成了医生口中的“催命药”。但让他彻底断酒，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期间，围绕一瓶瓶小酒，病房里上演了一出出“捉迷藏”。护士长后来回忆，许世友的胃口已经非常差，一盘十来个油煎鹌鹑蛋，只能吃下半盘，白米饭也就浅浅几口。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惦记那点辛辣的酒味。

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这一“嗜好”既头疼又心软。明知医生严禁饮酒，还是偷偷替他想办法。有人趁医护人员不注意，把小酒藏在沙发后面、床脚边上，甚至房间角落的箱子后面。护士们并不是真的“毫不知情”，只是看在这位老将军日子无多的分上，装作没看见。

有时候，许世友想喝酒了，会突然对护士长说一句：“你怎么不去换换针头呢？”明眼人一听就懂，这是一句“暗号”。那些针头早就整齐地泡在消毒盒里，根本不存在要去“换”的问题。护士长心领神会，端着消毒盒走出房间，过一会儿再若无其事地回来。至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谁也不说，大家心照不宣。

不得不说，这种近乎“合谋”的默契，在一个重病老人的病房里，多少带着一点辛辣又无奈的人情味。身体一天天垮下去，可在小小的酒瓶面前，他似乎还保留着一点属于自己的“主意”。

四、三个儿子，不一样的命运

说起许世友病危时那几次“瞪眼巡视”，知情人提起最多的，就是他对二儿子许建军的挂念。要理解这种复杂情绪，需要回头看看这位上将的家庭。

许世友一生育有七个子女：三个儿子许光、许建军、许援朝，四个女儿许经夫、许桑园、许华山、许经建。在这些孩子中，真正让他操碎心、到临终仍旧放不下的，就是排行老二的许建军。

大儿子许光，少年时代赶上战乱，逃荒、挨饿、受冻，对他而言都是家常便饭。这样的环境，对身体是折磨，对心性却是磨砺。后来，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凭借自身努力，被选拔为新中国海军第一批舰艇指挥员之一。

消息传到家里时，许世友既高兴，又陷入矛盾。那时，他的母亲已经是高龄老人，自己身负重任，难以回乡尽孝。他把许光叫到身边，坦率地说了内心的为难——一边是前途光明的海军事业，一边是从小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那种复杂，在军旅生涯的辉煌光环之下，其实并不轻松。

许光最后还是选择了回乡，照顾奶奶，重新安排工作。这一决定，让许世友少了许多后顾之忧。身边人都知道，大儿子很懂事，很少让这位将军父亲为他操心。

最小的儿子许援朝，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父亲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将领，对他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1967年，年仅16岁的许援朝走进军营，进入坦克部队。十年后，他顺利毕业，在基层连队扎下根，一路在部队摸爬滚打。晚年时，许世友身边照顾起居、陪他说话的儿子里，就有这个小儿子。

和这两个相对“省心”的儿子相比，许建军一直是许世友心中的“结”。他原本在空军部队工作，按理说前途也不错。但由于一桩自己犯下的错误，最终被送上军事法庭，人生轨迹戛然而止。

消息传来时，许世友暴怒，发话要与这个儿子断绝关系。这话说出来，一点不带犹豫，军中不少人都听说了。按照他一贯的性子，军纪面前，亲情靠后，这态度并不出人意料。

可血缘终究割不断。许建军从小在他身边长大，挨过骂，挨过打，也有过被抱在怀里的时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空军出事，被依法处理，父子之间从此多年未见。等到许世友病情转重，人已是病床上的老病号了，他嘴上不提，心里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坎。

身边熟悉情况的人回忆，1985年下半年，许世友病情反复，时常陷入昏睡。偶尔醒来时，那双眼睛会突然瞪得很大，在病房里缓缓扫视一圈。那并不是简单的“发愣”，更像是竭尽全力辨认每一个站在床边的身影。

有一次，他睁眼看了一圈，又缓缓合上，嘴唇微微动了动，声音低到几乎听不清。守在床边的亲人只能凑近，隐约听到“建军”两个字。有人轻声在他耳边说：“他在西宁，还在赶路。”他没再回应，只是呼吸更沉重了一点。

之后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许建军接到消息后，从西宁昼夜兼程往南京赶。等他到中山陵8号楼时，屋里已经布置成灵堂，父亲静静躺在遗体告别的水晶棺里。父子之间，最后一面，终究是没能见上。

五、病危时的“奇迹”与眼角那一滴泪

时间来到1985年10月。这是许世友生命中最艰难的一个月。病情发展到全身浮肿，进食、饮水几乎都变成奢望。医护人员只能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指标。10月中旬，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10月22日这天，病房外安静得有些压抑。能进入病房的只有直系亲属，战友、同事们都守在外面的小厅里，不停看表，却又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午后，许世友的小孙女被家人抱进病房，她趴在床沿上，小声又一声声地喊：“爷爷，爷爷……”

这孩子是许世友晚年格外疼爱的一个孙辈。过往的日子里，只要她来中山陵8号，许世友总会从柜子里摸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麻花、油条一类的炸物。说实话，这些东西放久了油腻又发硬，小孩未必觉得好吃。可每次他问：“好吃吗？”孙女总会很认真地拉长声音：“好——吃——”只是为了让老人安心。

后来，有人告诉他，孩子们更喜欢巧克力。许世友便特意让工作人员买回来，锁在抽屉里，等孙女来了再拿出来。这样的细枝末节，透露的不是将军的威严，而是一个老人简单直接的疼爱。

此时，这个曾被抱在膝上的孩子，看着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眼泪扑簌簌往下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一遍遍呼唤。遗憾的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没有任何反应，呼吸机的声音在房间里单调地回响。

下午三点左右，值班护士照例进来查看监护仪。她一眼看到心电监护屏幕上的波形突然改变，原本缓慢起伏的线条开始贴近一条直线。她吓了一跳，立刻冲出病房喊医生。几分钟内，原本压抑的静默被急促的脚步和低声指令打破，人工呼吸、强心针、抢救车，一样样出现在床边。

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在心电图确认成一直线后，才能正式宣布死亡。所以，一名负责心电图的医生被叫到病房，准备做“最后一次检查”。就在所有人都做好心理准备时，纸上打印出来的却不是彻底平坦的线条，而是一道道微弱却还存在的小波动。

这一变化，让在场的人多少看到了些希望。医护人员不敢怠慢，一边继续观察一边做好随时再次抢救的准备。护士被叮嘱紧盯仪器，一有异常马上报告。可以说，这几十分钟，是许世友与死神拉扯的最后一段路。

遗憾的是，这短暂的“奇迹”，终究还是没能扭转结局。几十分钟之后，仪器上的波纹终于平直，再也没有重新跳动起来的迹象。许世友安静地走了，像睡着一样，没有太多挣扎。

家里人、部队来的代表陆续围在床边，有人轻声抽泣，有人默默流泪。年幼的小孙女还没真正理解“离开”意味着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的脸。忽然，她指着许世友的眼角，大声说了一句：“爷爷哭了！”

这一声喊，让屋里所有人都停住了。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许世友的眼角，果然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它没有顺着脸颊流下，只安静地停在那，像是凝固在最后一刻。有人说，那是对亲人的不舍，也有人觉得，那里面藏着老将军对这一生种种的回望。具体包含什么，谁也说不清，这一滴泪，只能留在目击者的记忆里。

六、雨中的追悼会与“最后的落脚点”

他的遗体安放在鲜花和松柏之间，棺前摆满了花圈。邓小平、邓颖超、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送来了花圈，挽联言辞肃穆。军区旧部、地方干部、老战友，一个个身着素衣，表情凝重地走进礼堂。

10月31日下午3点，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那天到场的，主要是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和许世友生前共事的旧部。按照计划，礼堂外也提前了解了天气情况——气象预报显示当天会有降雨，所以后勤人员准备了雨具，以防突发情况影响秩序。

有意思的是，等到事后回想，很多人对当天的雨印象极深。钟声敲响，告别仪式开始的同时，天色突然暗了一层，雨点说来就来，从稀疏到密集，几乎是在三点这一刻同时落下。礼堂门口、院里的台阶，很快被打湿。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一边听着主持人宣读悼词，一边隐隐听到雨点敲打屋檐的声音。

近一个小时的告别，气氛压抑而庄重。结束的时间一到，雨也像听懂了什么暗示一样，慢慢变小，最后停下。有人从礼堂里出来时，发现外面雨刚收住，地面还闪着水光。事后不少老部队出身的人聊起这件事，总免不了感叹一句：“雨下得真巧。”是不是巧合，没人去刻意解释，但这细节被记住了。

由于许世友生前明确表示要土葬，而不是火化，追悼活动结束后，接下来很快就进入安葬准备阶段。按照组织安排，他的安息之地选在河南新县。这片土地，对于这位出身信阳地区、在大别山打过多年游击战的老将军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1月9日凌晨，载着棺木的车队从南京出发，经过长途行驶，在天亮前抵达新县。清早六点左右，安葬仪式完成。现场没有太多铺张，简单庄重。棺木安放好，泥土覆盖上去，一代上将的生命轨迹，就此在这片熟悉的中原山地画上了句号。

七、许世友与许建军，这道始终没解开的“心结”

回头看许世友病危到去世这一段时间，身边知情人提最多的，还是那几次他睁大眼睛环视病房的情景。有护士轻声问：“老首长，还有谁一定要见？”他只是摇头，又闭上眼睛，很快陷入昏睡。可在几位与他关系近的人看来，他心里真正惦记的人，恐怕还是那个从未当面对他认错、也没来得及告别的儿子许建军。

从军一生，许世友见惯了生离死别，面对战友牺牲能咬着牙不掉一滴泪，却在自己儿子犯事这件事上，表现出罕见的强硬与沉默。严厉的态度背后，其实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失望。他把军人的纪律看得极重，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顶得住这样的标准。许建军走到军事法庭那一步，对他来说，既是“脸上无光”，更是“教子失败”的刺。

这也许就是很多老一辈军人家庭绕不开的矛盾。在战场上，他们习惯用最硬的标准要求自己；回到家，对子女的期待，往往在“严父”和“长辈”之间摇摆，很难找到真正合适的尺度。说狠话容易，真正放下狠话里的情绪却不容易。

试想一下，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清醒时间越来越短，每一次睁眼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样的时刻，他会想起些什么？是当年在鲁南、豫皖苏战场上的枪炮声，还是在黄河两岸的急行军？从他临终前的表现来看，那些战火记忆或许早已被叠进心底，更抢眼的反而是“家务事”——惦记孙女、关心小儿子身边伺候得累不累，也难免闪过二儿子的身影。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道“心结”，直到许世友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没有当面解开。许建军迟到的到来，只能面对一具已经冰冷的遗体。军礼依旧可以行，告别话还是可以说，就是那句“爸”，再没有机会得到回应。

从1949年前后一路走过来的那一代人，见证了太多翻天覆地的变化。许世友这样的上将，在战史中常常以“猛将”、“悍将”被提起，可在1985年那个秋天，他毕竟只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有病在身，有挂念，有遗憾。病危时睁大眼睛巡视四周，在旁人看来只是一个动作，在熟悉内情的人看来，却是一生硬汉在最后关头留下的一个细微却难忘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