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李银河曾指出:“婚姻模式的变迁,是社会结构变革最敏感的晴雨表。”
当这“变迁”以一位陕西男子被哥哥背着送出家门、去当“上门女婿”的形式呈现时,雨表上凝结的,却是传统宗法、经济压力与男性尊严交织的复杂水珠。
这幕与“新娘出嫁”镜像相反的婚礼,看似是婚恋自由与性别平等的进步注脚,却因新郎木然的表情、破旧的娘家楼房和“总比打光棍强”的务实论调,弥漫着浓重的妥协与悲情。
叩问的不是习俗本身,而是在阶层固化与性别观念的夹缝中,部分男性是否正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婚姻资源”被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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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某地农村,一户有着两层旧楼的人家正在办喜事。这是新郎的家,也是他即将离开的地方。
他出身两兄弟之家,在彩礼高昂、婚姻竞争激烈的乡土社会,这样的家庭结构往往意味着双重经济压力。
哥哥也未婚,家庭的资源与希望似乎更需要集中。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捷径”——出嫁,成为新娘家的上门女婿。
接亲的队伍到了,新娘和伴娘笑语盈盈。按照当地“出嫁”的流程,新郎需要由自家男性亲人背出家门。
哥哥蹲下身,新郎沉默地伏了上去。哥哥的背脊并不宽阔,脚步也有些沉重,一步步将弟弟背向等候的婚车。
周围宾客和伴娘举着手机,脸上洋溢着热闹的笑容,仿佛在观看一场新奇的情景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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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轻宾客低声调侃:“嘿,这‘嫁’得还挺有仪式感!”
这话飘进新郎耳中,他伏在哥哥背上,脸上没有新人的喜气,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眼神望着家的方向,没有焦点。
哥哥将他放进婚车,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哑声道:“到了那边……好好的。”
新郎点点头,关上了车门。
车外,有人高声说着吉利话;车内,他独自坐着,像一件被平稳交接的“物品”。
新郎家的两层楼房外墙斑驳,显出岁月的痕迹。门上的喜字崭新,却衬得老屋更加沧桑。
堂屋里,作为陪嫁的一台新电视机包装盒还未拆,立在墙角,与屋内老旧的家具格格不入。
空气中,鞭炮的硝烟味还未散尽,却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沉闷。
那台电视机,仿佛是这场“婚姻置换”中,娘家所能拿出的、最具象的价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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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吐了!这不是结婚,是变相的‘卖身’!穷就活该被这样对待吗?
男性尊严被踩在脚底下,还美其名曰‘新风俗’?新娘家不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吗?
这种建立在不对等和屈辱上的婚姻,能有什么幸福可言?这新郎的脊梁骨,从被他哥背起来那一刻就断了!”
“破防了……真的心酸。不是当事人,根本不懂这种无奈。
他不是不想风风光光娶媳妇进门,是现实真的不允许啊。
两兄弟的家庭,父母能力有限,难道一起打光棍吗?他选择‘出嫁’,何尝不是一种为家庭减压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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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他还能有个家。那些骂他的人,何不食肉糜?”
“现象背后是残酷的经济与人口结构现实。高彩礼、高房价倒逼出的‘男性出嫁’,是底层男性在婚恋市场中的被动适应。
它无关男女平等,而是‘财力’定义婚姻模式的又一证明。
‘总比光棍强’这句话,暴露了婚姻最原始的生育与生存联盟属性。可悲的是,当婚姻只剩下‘避免最坏情况’的功能时,个人的情感与尊严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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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出嫁”的男性说:理解你在现实重压下的权衡与牺牲。
婚姻的形式可以多元,但内核的尊重与平等不可或缺。
无论以何种形式进入婚姻,请务必守护好自己的尊严与独立人格,并努力在新的家庭中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和价值感。
婚姻不应是人生的退路,而应是携手共进的起点。
请以平等的态度接纳“上门女婿”,而非将其视为“传宗接代”或劳动力补充的附属品。
真正的尊重,是淡化“嫁娶”概念,视其为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与新家庭的建立。
社会舆论更应摒弃“当赘婿就是没本事”的陈腐偏见,给予多元婚姻模式更宽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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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论述:“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我们的社会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让每一桩婚姻的起点,少一些沉重的经济算计与身份妥协,多一些纯粹的心动与平等的守望。
毕竟,家的温暖,应来自彼此心灵的依偎,而非任何一方“屈尊”或“下嫁”的凉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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