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人到底算四川还是贵州?”——这问题在茶馆里吵了三百年,至今还能让两桌人拍桌子。
1727年腊月,一纸诏书把遵义府连锅端给贵州,四川巡抚当场摔了茶碗:一年四十万两盐税,说没就没?更肉疼的是,茅台村那口盐井正咕嘟冒银子,转眼成了黔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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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泰才不管这些,他盯的是地图:娄山关一划过来,贵州北面终于有堵墙,苗兵再闹事,得先翻这座山。军事账算得精,经济账更狠——遵义坝子产的大米,运到贵阳比从湖南调粮少走八百里,省下的脚力钱够养两千绿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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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的是威宁。乌撒府被劈成两半,彝族土司安氏祖坟划在川境,草场却落在黔境,祭祖得先交过路钱。老土司一气之下把官服埋了,带着三百户骑手连夜迁去云南,留下一座空城,让贵州白捡了三千匹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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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更热闹。遵义考生从此赶考贵阳,蜀音混进黔腔,骂“龟儿”变成“鬼儿”。最绝的是盐号账本:川盐入黔要抽厘金,黔商干脆把盐仓修在边界,今日搬两垛进贵州,明日搬三垛回四川,一年下来,两边税吏都糊涂,只有老板数银子笑得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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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后看,遵义人吃辣比四川还凶,却固执地把“去成都”叫“上四川”,好像从没搬过家。地图上的线一划,人的口味、口音、脾气,却没那么容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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