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上将与他的八位哥哥弟妹之间的关系如何？后来究竟能与几位亲人再取得联系呢？

一九八九年夏天，马尼拉的午后闷热黏腻。菲律宾中国医院的病房里，一通从北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响起，医生把话筒轻轻放在一位老华侨的耳边。电话那头，是已年近七十的叶飞；床榻上，则是比他小几岁的三弟敦尼，两人隔着南海，只说了不到三分钟的话。病房窗外车声嘈杂，电话线上却一阵沉默。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一生中最接近的一次“相见”。

这条越洋电话，只是叶飞与兄弟姐妹离散、再寻、再错过的诸多片段之一。时间往前拨回几十年，这个家早在南洋贸易、国内战乱、殖民统治和冷战的重压之下，被拉扯得支离破碎。八个手足散落在福州、厦门、马尼拉、洛杉矶等地，联系时断时续，有时候仅靠一张旧照片，一句含糊的口音，才能确认“还在”。

有人战死，有人客死他乡，有人在外交场合短暂重逢，也有人终生未能迈进中国国门一步。对于已经身为开国上将的叶飞来说，这些亲缘并没有因为军衔而变得清晰，反而在时代浪潮中显得格外无力。追索到最后，他手里能紧紧攥住的，不过是几封泛黄信笺和一个铁皮烟盒。

有意思的是，谈起家事时，叶飞少言寡语；但在一些不经意的笔记页边，他却又忍不住留下只言片语，把兄弟姐妹的去向一一标注。正是这些零碎记录，拼出了他与八位手足半生聚散的轨迹，也让“后来能取得联系的有几人”这个问题，变得有迹可循。

一、从闽江雨后，到“失联老大”的空白

时间回到一九四九年九月，福州刚刚解放不久。闽江两岸的雨才停，街道泥泞，军车轮胎上还挂着湿泥。第三野战军进城安顿没多久，一张褪了色的拜帖被递到叶飞面前，上面写着：谢宾娘求见。

这个名字，在叶飞心里掀起的波澜并不小。少年时，他曾在这位女性身边度过一段生活，在闽南话与南洋口音交织的环境里长大，懂得番薯干的甜腻，也记得贫困日子里的那点温情。几十年风云过去，战役一个接着一个，他已经习惯把私人情绪压在最底层。此刻拜帖一来，过去被尘封的记忆却一下涌上来。

许久之后，谢宾娘终于和他面对面坐下。她喊出那个久违的乳名：“阿亨，是你么？”房间里停顿了一瞬，叶飞点点头，仍旧保持着军人的克制，没有失态。短短一场会面，让多年断了线的亲情重新接上，也在无形中推着他开始系统地打听、查找那些散落在中菲两地的兄弟姐妹。

追根溯源，这些兄弟姐妹的故事，还得从“失联的老大”说起。排行在最前的叶启迪，本不是血缘至亲，而是谢宾娘早年收养的孩子。一九一九年前后，闽南一带兴起新一轮下南洋潮，许多贫寒人家寄希望于远方。启迪便是那时随侨民船队赴菲，从此杳无音讯。

解放后，中菲之间渠道渐渐有了些松动，叶飞借助菲律宾华侨总会的关系，多方打听。对方最后回来的消息简单得让人心凉：人已故，葬在拉古纳湖畔，具体地点难以查考。没有照片，没有墓碑拓印，甚至连确切年份也说不上来。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次联系失败，而是连哀悼都无处安放的遗憾。

试想一下，同属“兄弟”之列，别人虽远隔重洋，至少还能从信件、电话、书刊中捕捉一点踪迹，而叶启迪，却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死亡地点。这个空白，一直被叶飞记在心里，后来他在家谱背面写下“长兄启迪，不知葬于何处”时，笔划明显比别处重了一些。

二、血缘与信仰：兄长牺牲与“学法律的小弟”

在诸多手足中，第二个哥哥叶启存是少数与叶飞有过长期并肩经历的人。这种并肩，不在战场，而是在思想转变与革命道路的起步阶段。一九二一年，他随父亲从南洋返回福建，在厦门求学，正好和年幼的叶飞有更多接触。

那时候，厦门城里新旧思想碰撞频繁，社会思潮活跃。启存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读物，两人常在灯光昏黄的夜校下课后，边走边讨论“工人”“资本”这些当时还显得有些陌生的词语。涂写标语、秘密传递传单，对年纪不大的他们来说，既带着一点冒险意味，又充满理想色彩。

到了三十年代，两人按照组织安排分开活动，各自从事地下工作。叶飞在厦门一带多次转移，终究还是在斗争高压时期被捕。狱中狭小的会客间里，叶启存曾以“亲属”身份探监，送来香烟、送来情报，也送来坚守的信心。那种情景，即使多年以后提起，叶飞依旧记得牢固。

可惜命运并未给这段兄弟情谊太长时间。一九三五年五月，叶启存在南安郊外遭叛徒出卖，不幸牺牲。消息传到组织，又转到叶飞耳中，这段联系从此定格。解放后，叶飞已身居高位，却仍旧特意批示，将哥哥的灵柩迁入南安县烈士陵园。那不只是为烈士正名，也是在为这个家保留一个可以凭吊的所在。

和这位因信仰牺牲的哥哥相比，后面那位“学历最高”的弟弟叶大兴，则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菲律宾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训练扎实，后来进入菲律宾外交部，曾任司长职务。从履历来看，完全可以被视为当地华侨群体中的“精英人物”。

一九六二年，大兴辞去外交部职务，赴美国洛杉矶执业，改名为“David Yap”。在那个年代，很多旅菲华人选择英文名字，以便融入当地社会，算是普遍现象。名字变了，人远了，他与国内的联系却并未彻底断绝。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往来增加，他借出席香港会议之机，从九龙辗转来到深圳，再由人大外事局专员接至北京西郊宾馆。

那次见面，两人多年未见，彼此都有些陌生。叶飞看着眼前西装革履、气质颇为职业化的弟弟，忍不住笑道：“小洛，还是那双酒窝。”气氛这才轻松下来。大兴拿出一份三页纸的建议，题目是《菲律宾华人对中菲民间交流的建议》，从身份认同、经贸往来、文化纽带等方面提出看法。不得不说，这份文件在当时的民间交流层面颇有代表性。

会面结束时，他从叶飞手中带走几册新印的将军传记，回去后又陆续写信。直到一九九九年四月叶飞病逝，这条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多年兄弟重逢，从早年相对陌生，到后来书信往来频繁，这一支亲情线索在众多手足中算是最完整的一条，也是叶飞难得能够“看着走完”的一段关系。

三、南洋海风里的“三弟”“四弟”和“工程师”

如果说启存和大兴分别代表了“革命”和“法律外交”这两条路径，那么常年留在南洋的弟兄们，则把另一种命运写在了海风、枪火和航线之中。

排第三的敦尼，从小就在菲律宾环境里长大，说闽南话时带着明显的英语鼻音。二战爆发后，菲律宾战局紧张，华侨群体不少人加入抗日游击队，他便是其中之一。依据当时的资料，他所在的部队隶属菲律宾第十四军区，被授予上校军衔，并有战功证明在案。

战斗结束，国家格局却进入冷战时期。五十年代，他曾通过华侨社团给叶飞捎过问候，但由于当时中菲关系复杂，邮路不畅，加上审查制度严格，信件被截留、延迟的情况时有发生。双方都知道对方“还在”，却始终难以顺畅书信往来。直到一九七五年中菲正式建交，敦尼终于拿到第一张赴华签证，准备踏上阔别已久的土地。

遗憾的是，命运又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就在启程前，他脑溢血发作，住进马尼拉中国医院。体力每况愈下，医生只好安排他与远在北京的叶飞通了一次越洋电话。刚一接通，那头传来略显激动的声音：“三弟，是我。”病床上，他只是费力地应了一声，又断断续续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很快气力不支。这通电话，后来被家人反复提起，却再也无法重演。两人终身未曾面对面，只能算“间接联系”。

再往下是排行第四的撒牙孜。年轻时，他在菲律宾经营木材生意，手里有一艘小货船。一九四二年起，战火蔓延到菲律宾岛屿，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把自家货船改装成武装运输船，跟随当地游击队沿吕宋岛东岸悄悄输送粮食和弹药。那几年，日军海防艇沿海巡逻，他的小船多次在夜色中和敌舰周旋，风险极大。

战后，他曾把一张“海上突击队”合影寄回福州，黑白照片上，全是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的年轻人。照片背面写着一句话：“弟尚在，勿念。”这八个字不长，却能看出一种略带豪爽的姿态。叶飞把这张照片夹在笔记本里，有客人谈及抗战，常拿出来介绍，说“打鬼子不能分国籍”，华侨在南洋的抗战经历同样值得铭记。

可不久之后，传来消息，说撒牙孜在宿务染上黄热病，一命呜呼。疾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太多过程可以记录。因为种种原因，他未能留下遗体转运的手续，兄弟间再也没有谋面的机会。至此，这条亲情线停在一张合影和一句“勿念”上，不再向前延续。

与这两位长年漂泊海上的弟兄相比，叶启东的人生轨迹，看上去要平稳许多。一九二七年出生的他，童年在马尼拉的教会学校度过，日常生活介于西式教育和华侨家庭传统之间。大约一九三一年，由二哥启存带回福建读书，正遇上国内局势动荡，学到高中，战事加剧，只得再次回南洋避乱。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百废待兴，建设型人才极为紧缺。叶飞在忙碌的公务之余，给远方的弟弟写了一封颇为诚恳的信，大意是：“回来上大学，国家缺工程师。”这既是兄长的劝勉，也是时代的召唤。启东权衡再三，最终搭乘自苏北沿海南下的轮船，抵达厦门登岸。

之后，他考入福建工学院，专攻水利工程。毕业后扎根技术岗位三十余年，参与不少水利设计项目，足迹踏过福建多地的河流与山谷。一九九八年，叶飞病情恶化，他全程陪护返京，奔忙劳累，自己反而落下病根，卧床数月。算起来，两人真正相处的日子并不算多，但每逢关键时刻，他总在身侧，可以说是与叶飞亲情最为稳固的一位弟弟。

四、两位妹妹：一封求助信，一段未完成的录音

在这一大串男性名字之外，两位妹妹的身影略显偏柔，却同样撑起了家庭记忆不可或缺的一角。她们没有走上战场，也没有在外交场合抛头露面，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时代的起伏。

排行第七的爱玛，从年轻时起就在福州、南洋一带来回奔走，帮助母亲打理碾米厂。碾米生意看似平凡，却是当年不少华侨家庭赖以维持生活、支持亲属求学的基础。一九五〇年前后，由于市场变化、经营不善等多重因素，碾米厂倒闭，家道迅速中落，爱玛的生活压力陡然加重。

在无奈之下，她给身在军中的叶飞写了一封求助信。那个时候，国家财政状况相当紧张，军队经费管理有严格制度，现金开支更是层层控制。叶飞一方面清楚亲人的困窘，另一方面又决意不以职务徇私，既不能批条子搞特权，也拿不出所谓“救急款”。他只得写信解释情况，并随信寄回两包糖果和一只红缎手帕，聊表心意。

爱玛拆信时，据说落了泪，却也明白哥哥的为难处境。她没有再逼迫对方，而是转身去给人当管家，自谋生路。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中菲侨界往来稍微多了一些机会，她随侨团访华，第一次踏上鼓浪屿的沙滩，也第一次以访客身份走进哥哥的工作圈。那时，叶飞军衔已是上将，地位显赫，但兄妹在一处小木屋里促膝长谈了一夜，说的依旧是家常。

据同去的人回忆，爱玛说过一句挺直白的话：“哥哥是清白人。”这句话，也算是对那封求助信往事的一种回应。返菲后，她参与慈善活动，捐资修建学校，把家乡小学冠名为“叶飞公学”，既纪念兄长，也寄托乡情。一九八九年，叶飞回访菲律宾，机场献花的正是这位妹妹，两人的合影后来被他珍藏在铁皮烟盒里。

最小的尼娜，则与医院打了一辈子交道。她在马尼拉中国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经常在手术台和病房之间穿梭。一九六五年，越南战场局势紧张，中国派出医疗队赴越援助，她曾通过红十字会悄悄寄去一批药品，但并未署上自己的姓名。对她而言，这只是医生职业良知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尼娜托人录下一段短短的留言：“告诉二哥，手术刀握久了也会想家。”这句话被录在磁带里，从菲律宾辗转寄到北京。当时叶飞正在三〇五医院疗养，身体大不如前，却把这盘磁带反复听了多遍。声音里夹杂着轻微喘息，语速不快，听得出是一个多年未回乡的人的自白。

可命运并没有给她进入中国的机会。由于种种手续和健康原因，她始终没能拿到成行的许可，终其一生都没踏上那片记忆中的故土。叶飞把她归在“半联系”的行列——有声音，有问候，却无缘相见。

如果把这八位兄弟姐妹的结局做一个梳理，大致可以划成三类：能够与叶飞面对面重逢的，有四人——谢宾娘抚养的二哥叶启存（在其牺牲前的多次见面）、同母异父的弟弟叶启东、学法律出身的叶大兴，以及为家务操劳的爱玛；通过信件、照片或电话维系的，有敦尼、撒牙孜、尼娜三人；完全失联的，则是曾随侨潮离开的叶启迪。

这样的分类看上去干巴，却极其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现实。地理距离固然是客观障碍，但真正把一个家拆成不同碎片的，不只是几千公里的海洋。早期华侨社会的复杂结构，南洋华人、家乡宗族、殖民当局之间的关系纠葛，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白色恐怖、全面抗战以及后来的冷战格局，多重因素叠加，把这个家推来搡去，像一艘小船，被三股不同方向的洋流同时驱赶。

值得一提的是，叶飞身为开国上将，本可以开口为亲属争取种种方便，却始终坚持“不以职务徇私”。爱玛求助时，他只寄回糖果与红手帕；大兴申请前往福建大嵛山岛旅游，也老老实实走普通外宾流程。有朋友半开玩笑说他们家“将门出寒酸”，他却平静地回一句：“兄弟之间，凭心就够了。”这句话听上去平淡，却把他对亲情和权力边界的态度，交代得很清楚。

叶飞辞世之后，家属整理遗物，在床头柜里发现一个旧铁皮烟盒。里面有五张照片：一张是厦门十三中的学生合影，一张是狱中探监时夹带的小纸条，一枚敦尼当年游击队的徽章，一张爱玛在机场献花的照片，还有一张尼娜在手术室门口的背影。盒底压着一枚铜质小胸针，背面刻着英文：“You are not alone”。等家属想追问是谁送的、何时得到，已无从查证。

后人再翻那几页家谱背面，看到那三行字：“长兄启迪，不知葬于何处；三弟敦尼，战死或病故不可考；四弟撒牙孜，魂归吕宋东岸。”字迹并不花哨，纸张也已发脆，却足以让人明白，那些年，这个家在战火、海风和时代巨变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对他们来说，相见是一种幸运，活着本身，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