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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杀线」终是图穷匕见,露出它的獠牙。
斩来斩去,没有斩到一个美国人,倒是斩向了女性——女留学生群体与陪读母亲。牢A对她们造的极其恶毒的黄谣在全网通行无忌地传播。
可以想见,女性归国群体在未来的很多年,将会遭受身边男性怎样的眼光与污名。
细想一下,这样的黄谣并不出人意料,无非是牢A们在迎合其受众群体——那大概是一些不太有机会出国的底层,围着女留学生上演厌女狂欢,在阿Q式的廉价快感里,沦为牢A收割流量的工具。只好哀其不幸,或是怒其所争方向的南辕北辙。
在这里,几千年素来如此,无论是征服、衰败或亡国,都会落脚到对女性的暴力与污名。如今,所有的“赢学”最后都必然架着女人羞辱一番,方能显示他们的“男子气概”。
在父权制眼中,女留学生远赴海外的选择,是一种“出走”,被预设为脱离依附与规训的“背离”。造谣话术的核心,是用贞洁枷锁与荡妇羞辱,否定女性自主掌控人生的权利:你若走出既定轨道,你若脱离传统规训,就要承受无底线的道德污名。
但看似坚不可摧的父权制,其实是内里空虚、违背常理的泡沫,它从不敢自己现身作恶——家庭、道德、传统、孝道、秩序皆是它的伪装。
而这一次,它躲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背后,披着“爱国”的外衣作恶。
这并不奇怪,父权制与极端民族主义本来就是深度绑定、互为支撑的共同体,共享一套同构的压迫逻辑。
极端民族主义从来是父权的遮羞布,那些无法接受女性脱离掌控的恐惧,摇身变成“守护民族颜面”的正当诉求;那些对女性的物化与贬低,包装成“警醒大众”的正义之举;民族情绪被滥用为工具,将女性的身体与选择,强行绑定在“国格”的框架里。
就像过往无数次类似事件,只要给对女性的攻击披上“爱国”“有辱国格”的外衣,恶意便有了合理的出口。父权要禁锢女性的脚步,极端民族情绪便帮忙划定“正确”的边界;父权要否定女性的价值,极端民族情绪便将其定义为“背离群体”的异类,二者一唱一和,让压迫变得名正言顺。
更可怕的是,披着“爱国”外衣的辱女言论,从不会被审判为“煽动性别对立”。
“入赘事件”与“和顺事件”被标定为“煽动性别对立”,而牢A的言论,不折不扣在煽动对立,竟然畅行无阻,在互联网上病毒式地传播。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他们理解的“煽动性别对立”?为什么所有“煽动对立”的帽子,都只扣在了女性头上?而真正煽动对立的牢A,却被誉为“当代孔子”。
显然,在当前舆论环境中,“对立”的定义存在着一个父权设下的陷阱。
假设在一个村子里,女性不能上桌吃饭,而她们又根本不知道上桌吃饭是自己的权利,那么这时的村子,看似没有对立,这是二大爷们至今怀念的完美乌托邦。
但某天,一个人站出来说,上桌是人人应有的权利,不仅女性有,男性长工与男性奴才也有。这时,二大爷们必然指责Ta破坏了原有的“其乐融融”的秩序,煽动了对立。
Ta真的煽动了对立吗?
看似“对立”的背后,其实是弱势者在争取应得的权利,而上位者在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争取权益的一方被污名为“对立”,而另一方以“避免对立”之名,避免权利的让渡。
这根本不是对立,而是向上的争取。
那么,谁在煽动对立呢?
这时的二大爷们,必然用道德伦理三纲五常的武器,来污名想上桌的女性,正如牢A们不遗余力地把脏水泼向可以出走的女留学生。
这样的污名,才是真正在煽动对立。
而那些揭穿牢A们“伪爱国,真辱女”的人们,才是真正在避免对立,真正在爱国——不只是爱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爱这个国家所有具体的人。
当女性的正当争取总是被扣上“煽动对立”的帽子时,我们不应该只是被动地辩解,而是要主动拿回“到底谁在煽动对立”的话语权。
所以,我们应当勇敢大声地喊出:
牢A,你在煽动性别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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