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两起涉及中国企业海外港口权益的争端接连爆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1月28日,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就达尔文港租约向中资岚桥集团施压,中方明确发出反制警示;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终审裁定,宣布香港长和集团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合约违宪。
这两起事件虽发生在不同地域、涉及不同主体,却有着高度相似的深层逻辑——均是商业合约被地缘政治绑架,中国企业合法权益遭遇无端损害,背后折射出当前国际格局下中企“走出去”面临的复杂挑战,更彰显了中国维护企业权益、坚守契约精神的坚定立场。
两起争端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矛盾与外部势力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发展脉络与具体表现各具特点。达尔文港的争端始于2015年,当时深陷财政困境的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通过全球公开招标,将该港99年租赁权授予中国岚桥集团,交易金额5.06亿澳元,且经过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完全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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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桥集团接手后,累计投入超10亿澳元升级运营,成功将这座年亏损3700万美元的港口扭转为盈利960万美元的区域物流枢纽,不仅带动当地就业,更推动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然而,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澳大利亚政府对中资的态度逐渐转向强硬,加之2025年大选的政治算计,“收回达尔文港”成为两党拉票的共同承诺,澳方虽未签署强制转让协议,但收回意图已十分明确。中国驻澳大使肖千直言,澳方这种“亏损时出租,盈利后收回”的做法,既是“过河拆桥”的失德行为,也严重无视双边契约,将彻底削弱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的信任。
与达尔文港的“政治施压”不同,巴拿马港口的争端以“司法裁决”的形式上演,但其政治操弄的痕迹同样明显。长和集团自1997年起运营巴拿马运河太平洋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大西洋端的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两座港口作为巴拿马运河的咽喉要道,承载着全球6%的海运贸易量,更是中国与拉美地区贸易往来的关键枢纽。28年间,长和集团累计投入超18亿美元,将其打造成全球重要的货运枢纽,合约在2021年顺利续签,有效期至2047年,且长期以来合法性从未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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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的导火索源于2025年长和集团计划将全球43个海外港口业务打包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国际财团,这一举措触动了美国争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敏感神经。此前特朗普就曾宣称“巴拿马港口已被中国控制”,誓言要“收回权益”。
在此背景下,巴拿马最高法院于2026年1月29日作出终审裁决,以“2021年续约未公开招标”为由裁定合约违宪,长和集团无法上诉,只能通过国际仲裁维权。事实上,这一裁决看似依据法律,实则是巴拿马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的结果,其真实目的极有可能是收回港口后向美国妥协,变相将中企数十年的投入拱手让人。
两起事件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核心共性清晰可见:本质上都是商业合作被政治化、安全化,中企合法权益遭无端剥夺,且背后均有美国地缘战略的影子。两者均发生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关键节点,中企均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经营权、作出显著经济贡献,却因东道国政策转向或外部压力陷入权益受损的困境。
差异则集中在三个方面:主体上,达尔文港涉及中国民营企业,巴拿马港口涉及香港企业;方式上,澳方以政治施压谋求收回,巴拿马以司法裁决名义强制终止合约;中方应对上,前者采取“外交警示+实际行动”(如中国海军特遣队绕澳合法巡航,以055型驱逐舰远洋战力彰显决心),后者则以“外交强硬表态+支持企业法律维权”为主,明确警示巴拿马一意孤行的后果。
面对两起争端,中国的外交应对始终贯穿“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核心,将企业海外合法权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绑定。针对达尔文港事件,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着重强调中企租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巧妙规避“政治干预”的无端指责;肖千大使则直指澳方“过河拆桥”的失德本质,抢占道德制高点以争取国际社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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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巴拿马港口事件,中方表态更为强硬,明确裁定的违法性并警示其严重后果,同时坚定支持长和集团通过国际仲裁依法维权。这种差异化策略,源于对两国政治生态、战略地位的精准判断,既守住不妥协的底线,也为协商解决保留了合理空间。
两起争端不仅关乎中企的切身利益,更对中澳、中巴双边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暴露了中企海外投资面临的普遍风险。对中澳关系而言,达尔文港争端无疑让本已脆弱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澳大利亚的背信弃义不仅损害了其“可靠投资伙伴”的国际形象,更可能影响中澳大宗商品贸易的稳定供应,短期内双边关系难以缓和。
对中巴关系而言,巴拿马的裁决虽未彻底破裂双边合作,但严重损害了其国际信誉,若巴拿马不收回错误裁决,不仅将面临长和集团的长期诉讼,更会丧失外资的信任,而中巴之间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也为关系修复留下了一定空间。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两起事件是中企海外投资面临的法律与政治风险的集中缩影。法律层面,东道国法律变更、司法程序政治化、合规要求不确定等问题,让中企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政治层面,地缘政治博弈、东道国国内政治斗争、“中国威胁论”的泛化,成为中企“走出去”的最大障碍。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两起事件的溢出效应已超越双边范畴,不仅冲击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对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国际商业规则造成了挑战,如果单方面毁约、剥夺外资权益的行为得不到遏制,将彻底动摇国际投资合作的基础。
深入对比达尔文港与巴拿马港口的战略价值,更能理解这场权益争夺的深层意义。达尔文港作为澳大利亚北部唯一的国家级自然深水港,是距离亚洲最近的澳港,兼具物流与军事战略价值,掌握其经营权,可缩短中国与大洋洲、印度洋的航运距离,牵制美军印太部署,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制衡具有重要意义。
而巴拿马两座港口的战略价值则更为凸显,作为巴拿马运河的咽喉,它们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直接影响全球航运网络,中国21%的远洋货轮和60%以上的中拉贸易都依赖这一航道,其控制权的丧失,将严重削弱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两者的战略价值虽各有侧重,但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两起争端仍处于僵持状态:岚桥集团明确表态达尔文港“绝不出售”,正积极筹备国际仲裁,而澳方若单方面毁约,需支付214亿澳元的巨额赔偿;长和集团亦已正式启动维权程序,巴拿马错误裁决的纠正前景尚不明朗。
这场博弈既是中澳、中巴双边关系的试金石,更是对全球契约精神的深刻考验。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不主动实施武力威慑,但绝不允许他国肆意践踏契约、损害中企合法权益,海军绕澳巡航等行动,正是这份决心的明确传递,而维护中企海外权益,本身也是维护国家形象与国际信誉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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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这两起事件也为中企海外投资和中国外交应对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对国家而言,需进一步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外交协调,为中企“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对企业而言,需强化尽职调查,优化投资结构,完善合同中的保护性条款,同时学会运用法律和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清醒认识到,契约精神是国际商业合作的基石,任何将商业问题政治化、无视合法权益的行为,最终都将自食恶果。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中企“走出去”的道路注定充满挑战,但这两起争端也充分证明,中国不会轻易放弃自身合法权益,中企海外投资的步伐更不会因外部压力而停滞。中方始终期待澳、巴两国摒弃偏见与短期政治算计,回归理性、恪守契约精神,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争端、实现互利共赢。这场博弈的最终走向,不仅关乎中企海外投资的信心,更将深刻影响全球投资环境与大国关系的未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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