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六岁那年,第一次在腊月二十八回娘家过年。
不是因为想念,是因为无处可去。丈夫说单位临时值班,年夜饭简单吃点就好。我点头,没有追问。他说这话时,语气太熟练了,像背一条早就写好的通知。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商量”这件事。
高铁上人挤人,我拖着箱子站了一个小时。车厢里很暖,我却一直出汗,像在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旁边的年轻女孩给男朋友发语音,说“我妈已经把你爱吃的炖上了”。我低头看手机,屏幕黑着,没有人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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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见到我时愣了一下,很快又笑,说:“怎么提前回来了?你婆家那边不忙吗?”
我说他要值班。她点点头,接过箱子,动作比以前慢了。她的头发白得比我记忆里快,我突然有点心虚,像是迟到了很多年。
家里还是老样子。沙发套换了新的,桌布是过年才铺的红色。厨房里炖着肉,味道很重。我坐在小凳子上帮她择菜,指尖发麻。她问我冷不冷,又问我路上累不累,都是老问题,像例行检查。
晚饭时,父亲喝了点酒,说起村里谁家女儿离婚,又嫁了个条件不错的。我低头吃饭,没有接话。母亲突然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女人啊,命好不好,还是看男人。”
她说得很随意,像在说天气。
那一刻我并没有生气,只是心里“咯噔”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却没有声音。
晚上睡在我以前的房间。床还是那张床,窗帘却换了。月光照进来,我盯着天花板,怎么都睡不着。母亲那句话在脑子里反复出现,不是刺耳,是钝痛。
我想到自己这些年,几乎所有重要决定,都绕着“他”在转。工作调动,因为他不想换城市;买房,选在离他单位近的地方;连过年,都要等他一句安排。我以为这是体谅,是成熟,是中年人的默契。
第二天一早,母亲喊我起床,说邻居来串门。我洗脸时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角的细纹比去年多了。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多少“再等等”的时间了。
邻居问我丈夫今年忙不忙,我笑着替他解释。母亲在一旁听着,没有说话。等人走了,她收拾桌子,忽然说:“你也不小了,能忍就忍点,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她的语气不是劝,是总结。
我第一次对她产生了陌生感。这个女人,一辈子为家庭低头,却把这套逻辑,当成真理交给了我。
中午我给丈夫打电话,问他值班到哪天。他说还不确定,让我别操心。我忽然问他:“你有想过,我们以后要怎么过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说:“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母亲那句话,可能是昨晚的月光,也可能只是我累了。
下午我一个人去河边走。风很冷,水面结着薄冰。我想到二十岁结婚时,大家都说我嫁得稳妥。他不浪漫,但踏实。后来我才明白,稳妥有时候只是不会为你多走一步。
傍晚母亲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可能提前走。她愣了一下,说:“怎么了?吵架了?”
我摇头。我们早就不吵架了。吵架需要在乎,而我们只是在各自的轨道上,礼貌地不打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认真地想“离婚”这两个字。不是歇斯底里,也不是委屈控诉,而是一种冷静的盘算。像在想,余下的人生,是否还能为自己重新排列一次。
母亲在隔壁房间咳嗽,我忽然很清楚,她那句无心的话,并不是伤害我,而是提醒我:如果我继续这样过下去,终有一天,我也会把同样的话,说给我的女儿。
第二天清晨,我买了最早一班车回城。母亲送我到门口,叮嘱我路上小心。我抱了她一下,比以往都用力。她拍着我的背,没有多问。
车开动时,我没有流泪。我只是知道,有些婚姻,不是坏在争吵里,而是悄无声息地,把一个人过成了附属。
我还没有离婚。但我第一次明白,离不离,不该由任何一句“女人命里该这样”来决定。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迟来的清醒,也带着一点羞愧。原来真正让我想离婚的,不是丈夫,而是我自己,终于不想再被一句轻飘飘的话,安排余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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