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js_title_inner">谁在塑造当代中国的公共空间？——读《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

《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

吕德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在历史学领域，针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有关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选取不同的样本作为历史案例，试图分析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中国是否存在，被谁占据。如果我们将有关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视作这种历史学研究的继续，可以注意到，相关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有助于让我们更好地用一个长时段的视角来思考“谁在塑造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这一问题。吕德文的新著《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王笛曾经指出，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未能形成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看法曾经长期影响西方学界。（《街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352）但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和王笛关于成都的研究可以说对这一观点已经进行了很深入的批评。对于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研究，一种观点是将其视作所谓“弱者反抗”的舞台；另一种则是视作国家治理触角的延伸。无论用哪一种视角，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找到支持或者反对这种视角的例证。针对21世纪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更是如此。特别是“街头”这一空间中的两股力量：小贩和城管，很丝滑地可以成为“底层立场”与“国家视角”的两种代表。但在作者看来，“街头有客观情况，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秩序，城管和小贩的游戏虽秉持特定的秩序观，但并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道德压制……街头秩序并非静止的、外在力量形塑的结果，而是行动者互动的产物。”（p22）

因此，作者在围绕鲁磨路的街头秩序展开研究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第三条道路”，也就是通过“过程—事件”分析，探讨城管和小贩如何共同塑造鲁磨路的街头秩序，寻求一种“机制性解释”。作者进入田野，是同时扮演了小贩、城管协管员、研究者三重角色。这让作者可以用一种更加立体的方式来观察街头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在作者看来，鲁磨路虽然是由城市规划者所设计，在这条路上生活的普通人看似“必须首先适应规划本意，如在广场上休闲，在人行道上通行，在商场购物。”（p46）但在街道角落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才是街区生活的主角，因为由他们构成的摊贩群体是具体的公共空间使用者。在本书第三章，作者分析了鲁磨路摊贩的类型以及摊贩内部根据地域形成的派别。摊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其内部有其独特的非正式秩序，而这种非正式秩序也成为城管管理鲁磨路的一个支撑。

对于城管这一部门的角色，作者进行了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从历时性角度，作者梳理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城管部门的机构和业务变迁，指出城管部门实际上是两种治理方式——科层化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结合。（p90）尽管城管执法科层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但城管执法依然需要运动式治理的辅助。从共时性角度，作者分析了进入21世纪以后城管部门的角色定位——处理“剩余事务”的兜底部门。城管部门由于要处理“市容管理”这一内涵宽泛，界限不清的事务，因而具有一种兜底性质，“它是下游部门，主要职责是别的部门‘剩下不要’的，履责依赖于‘借法执法’、联合执法。”（p108）城管部门的日常工作呈现一种“充满矛盾、极度不规范”的状态。（p118）

在作者看来，“城管的终极目标可能是清场，最好一个小贩都没有”，但是鲁磨路的空间秩序并非由城管主导，因此城管在公共空间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控场”。（p173）这也就使得鲁磨路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两极——城管与小贩并不是简单的支配与反抗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处关系。（p174）在集中治理与常规化治理的波动中，城管和摊贩之间上演着各式各样的“猫鼠游戏”。

那么，城管和摊贩之间扮演的角色具体是什么样的？在作者看来，“为了争夺街头支配权，获得情境定义主动权，他们往往按照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角色认知行动。”城管的支配权由大到小地排列为“执法者→管理者→服务者”；小贩则表现为“求助者→越轨者→违法者”（p243）鲁磨路城管通过城管执法的正式控制、社区居委会的亚正式控制以及摊贩内部的群体化组织形成了一套模糊但有效的治理结构。“尽管城管和小贩都希望全面、持续地控制街头空间，但时间差、交叉地带等客观存在的‘边界区’，导致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完全占据，这是游戏共识。”（p244）

比如作者在书中所举的“疯子爹爹”李成柏的案例，一方面他是城管执法中难碰的硬钉子；另一方面城管和李成柏之间又有着某种合作关系。城管与小贩之间有时又形成一种庇护关系，城管可以通过有节制的权力实践给予小贩生存的制度缝隙，但小贩也需在城管开展集中治理时给小贩的要求。这种独特的管理方式作者称为“保护性协商”。“把小贩的越界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回避上级压力。”（p278）作者同时也指出，这种保护性协商的制度环境并不稳固，这样一种灰色秩序也是在不断流变的，城管和小贩都有可能越过这个秩序的边界。“一旦那些剩余事务必须得到解决，权力实践各方的保护性协商关系就会断裂，模糊的边界也会被重新激活，相互攻击就有可能主导跨边界关系。”（p279）

在作者看来，鲁磨路这一案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城市街头为何没有成为滋生动荡的温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理念成为普遍共识，并内化成为街头行政的‘日常’。”（p285）作者提出了一个可能迥异于人们普遍印象的看法：“街头隐藏的灰色秩序说明，中国城市其实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社会空间。”（p287）作者试图将作为兜底部门的城管与作为被管理者的小贩共同视为街头秩序的塑造者。“街头从未脱离国家监控视线，人们需要从街头获取资源，参与街头空间的可治理化过程，希望街头兼容秩序与活力。”（p291）在有关“斩杀线”的讨论不绝于耳的当下，《鲁磨路》此书为我们指出了街头秩序建设的另一种道路，不要将街头、街头社会、以及在街头社会生存的边缘人群视作一种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主动适应并引导建立一种开放、有序、灵活的公共空间。

笔者认为，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有关公共空间的讨论，从历史的中国延续到了当代的中国，这有助于我们用长时段来观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努力理解古代、近代、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第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样本，即怎样在经验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中进行机制性解释。与当前一些标榜“实践社会科学”、往往用自己建构的历史经验强行比附中国现实的学术研究相比，显然更具操作性和示范性；第三，作者对街头秩序建设可能性的讨论，也不失为一个可以探讨的建设性方案。

不过，作者的观察和结论是在2016年作出的，对于已经进入2026年的中国来说，承载这一结论的环境是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或许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需要共同合作，从更长的历史时间线来观察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以期形成一个更加贯通古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