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键｜却顾所来径：2025年读书札记

北京大学燕南园

却顾所来径

文 / 吴景键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2025年，于我个人生活而言，无疑是“向前看”的一年；但从阅读兴味上来说，却似乎又是“向后看”的一年。博后出站、办理入职、准备新课，一切都在推着人匆匆忙忙向前走，可也正因此，平时的阅读反倒成为自己一种略带“抵抗”意味的驻足与回望。“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翻检过去一年所读，个人印象最深的五本书，其实在不同维度上都构成一种对于“所来径”的“却顾”。而我想这种“却顾”，对于我们当下的“眼前路”，或亦不乏启发意义。故在此不揣谫陋，谨与雅理诸友分享。

1

黄晓丹

《九诗心：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

文学是一种对于人类普遍处境的“却顾”。正如阿伦特所说，一些伟大的生命和作品可以跨越时代，“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2025年初，家人因病住院，而自己也由于工作未定常陷焦虑之中，难以安下心来从事专业写作。对于彼时的我而言，黄晓丹老师在《九诗心》一书中对于九位中国古典诗人的再解读，诚如其副标题所示，好似“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在九个章节中，关于李清照与文天祥的两篇让我印象尤深。这或许是因为二人在面对莫测的命运时，都体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勇气与定力。过往读李易安，多感其“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凄婉，而《九诗心》却独辟蹊径，写李清照晚年在经历乱离、丧失与再婚的污名后仍不可撼动的高举与坚毅；从前读文天祥，多敬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而《九诗心》则把目光投向《过零丁洋》之外，独具手眼地追问，“在一个人决定舍生取义之后，如果生命还有下一个阶段，那会是什么”？这种视角的转换，在把诗人还原到个体生命维度的同时，亦更加彰显了文字背后的力量。在开年时，能读到这样一部有温度且有力量的作品，实为一桩幸事。

2

梁治平

《壬寅答客问：为学四十年》

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相较于文学的普遍观照，学人回忆与传记则是对于治学道路更为具体的回望。初读本科时，自己曾深受梁治平老师《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影响，因此去年看到《壬寅答客问》面世的消息，便毫不犹豫第一时间购置拜读，以期能“读其书”，亦“知其人”，进而再“论其世”。事实上，虽然梁治平老师本人更愿意做一位“纯粹的观者”，而无意过多着墨于学林交往，但《壬寅答客问》一书依然在“论其世”的层面为我们生动呈现了四十年间国内学术生态的种种变化。其中关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与“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回忆，让人格外有“回首同光已惘然”之感。

当然，该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无疑仍是梁治平老师对于自身治学道路的“却顾”。如梁老师在“自序”中所言，学术虽难以规划，但仍有其内在生长理路，就如同“循着问题”行旅，“兴之所至，走上一条又一条僻静小路”：从“八十年代”的中西法律比较，到“九十年代”的法律文化解释与清代习惯法研究，再到更为晚近的当代法治观察，其间的诸般机缘与联结，对于尚处学术生涯开端的后辈学者而言，尤具启发意义。

3

孙飞宇

《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如果说梁治平老师的答问，是从个人的视角回顾中国法学近四十年的“所来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进一步思考：当下的法学学术研究，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甚或民国时期的学术史脉络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而这其实也是我近年来参与策划几场法学学术史展览的关切所在。今年11月，“灵光独耀：沈宗灵先生旧藏档案文献展”在北大法律图书馆开展。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展品，是沈先生为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译本所撰写的译者说明。文中提到，沈先生其实早自1958年即开始着手翻译该书，并以《外国政法学术资料》为平台前瞻性地介绍了凯尔森、以赛亚·伯林等人的思想。这些重新挖掘出的文字，我想或许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法学学术发展一条更为绵长的隐微脉络。

而在学术史源流的梳理方面，国内社会学学者的成果尤资借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后者的努力，“燕京学派”“魁阁”等学术传统才至今仍得以彰显其生命力。在去年出版的《吴文藻传》一书中，孙飞宇老师即通过坚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图像，以吴文藻先生为线索，串联起了“社会学中国化”近百年来从萌芽到成长的全过程。在是书中，我们其实也不难寻见法科学者的踪影。如1971年11月，吴文藻与冰心曾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的成员共同参与到翻译尼克松《六次危机》的工作之中。在冰心笔下，那是那段动荡岁月中，二人“最宁静惬意的日子”。巧合的是，此次翻译工作的另一支主力便是北京大学法律系；而执笔翻译第一章的不是别人，正是沈宗灵先生。

4

James Q. Whitman

From Masters of Slaves to Lords of 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学术发展有路径，法律观念的演进亦有其路径，并且这种路径并不必然与制度现实的发展相平行，而这中间的“歧异性”，或许才构成法律思想史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用维柯在《新科学》中的话来说，“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凭它的虚构，可以把已发生的事虚构成不曾发生，把不曾发生的事虚构成已发生的”。而这种诗性的法律观念，也正是比较法名家詹姆斯·惠特曼教授（James Q. Whitman）新著《从奴隶主到土地主：西方世界财产权的转变》（From Masters of Slaves to Lords of 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Western World）所聚焦的主题。

在这本长达440页、名副其实的巨著中，惠特曼教授以其一如既往的渊博，系统梳理了西方世界财产权“法律想象”（legal imagination）的流变。在他看来，虽然西方世界当下关于财产权的想象多围绕“土地”展开，但其实无论是在古罗马还是中世纪，财产权的主要想象基础，都是对于“人”——而非“土地”——的支配；与之相应，这种“财产权想象”的最终转变，也并非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经济史思路所能简单解释，而是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而作为比较法巨匠，惠特曼教授所带来的启思显然又不止于此；在重构西方财产法叙事的同时，此书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我们重估中国财产法传统甚至是当下数据财产权论争的可能。

5

田雷

《现在只是开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八十年代”》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5年版

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法制来说，西学和中学其实共同构成我们的“所来径”。而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年代”的本土实践，作为这段路径中的重要一节，却常常处于法理学、法律史与部门法的“三不管地带”。理论法学者以为“八十年代”距离太近，而部门法学者则嫌弃“八十年代”距离太远。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于曾经置身事内的“八十年代”，反倒生出一种学术上的陌生感，徒留一些情感层面对于彼时精神风貌的怀想。而也正因此，田雷老师的新作《现在只是开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八十年代”》便有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

我个人以为，全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是对“八十年代”文献的类型学划分，以文选、年谱为“经”，以相关口述为“史”。而田雷老师自己在书中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经部入手，以彭真为中心，围绕1979年“继续有效”决议、1982年制宪和1988年修正案这三个关键节点展开，先“在我们自己的认知中摸到几块坚硬的石头”，继而再“由这些石头作为立足点，去感知一个时代的大风起兮”。随着未来“史”部文献的进一步开掘，我们似也有理由期待可以摸着更多“坚硬的石头”，在“八十年代”法制研究的这条长河中走的更远。

借用书尾所引的一段丘吉尔演讲所言，希望这本专著并非类似研究“结束的开始”，而仅仅——“只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