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刚到北京，不到24小时，法国打来电话，中方提出一个要求

1月28日晚，当地时间接近20点，载着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专机在北京降落，这趟安排为期4天的访问，被伦敦媒体称为“8年来首次首相级重启”。同一天下午，巴黎的一通电话也拨往北京，法方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与中方高层沟通的消息，很快被多家欧洲媒体以“最新信号”字样处理。

如果只看双边数据，这次行程并不显得突然。过去5年，中英货物贸易总额在多次政治摩擦背景下仍维持在每年千亿美元级别，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把中国列为“前3大贸易伙伴之一”。在伦敦金融城不少机构看来，现实的贸易数字，比任何一次选举口号都更有说服力。

斯塔默此次随行团队人数也颇有象征意味。根据英国财政部披露的信息，此行包括财政大臣在内，共有50多位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参与，行业横跨能源、制造、教育、科技4大板块。英国工商界私下算得很细：在IMF预计2024年英国经济增速不超过1%的情况下，多打开一个大型市场，就多一分缓冲。

行程安排上，英国方面公开的信息并不复杂：4天里，斯塔默将与中方领导人及多个部委负责人会谈，议题集中在中英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双方都关心的地区热点。与2015年“黄金时代”时期动辄签下几十项大单的高调不同，这次更强调“务实”“渐进”，至少在唐宁街10号对外发布的3份简报中，语气都较为克制。

在动身前的48小时里，斯塔默接受了2家英国主流媒体的连线采访，反复被问到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在中美之间做出“二选一”。他的回答基本保持一致——忽视中国是不明智的，英国没有必要在两个合作伙伴之间表态站队，这一点与他过去在反对党时期的某些表述保持了连贯性。

不过，伦敦政坛也清楚，外交表态背后有更直接的国内压力。英国2023年通胀率一度接近10%，实质工资停滞、制造业投资下滑等问题，在多个民调中被超过60%的受访者列为“首要担忧”。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任何能改善外部合作环境的举措，都会被视作为增长寻找“增量空间”。

一些英国学者指出，斯塔默并不想与特朗普或未来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发生正面冲突，美英“特殊关系”在过去70多年里仍有稳定战略价值。但在美国国内政治高度极化、贸易与关税政策多次急转弯的过去4年，过度依赖单一伙伴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成为英国官方文件中被反复提及的风险之一。

对于这次访华，英国国内不少评论用“修补”而非“突破”来形容。过去8年中英关系几度陷入低谷，包括华为5G项目被叫停、孔子学院争议等事件，在议会至少被提及数十次。斯塔默在竞选阶段曾批评前任保守党政府“让双边关系连续倒退”，这次借访华重启企业家对话机制，被视作向商界兑现部分承诺的一步。

从中方角度看，尽管存在分歧，但对英经贸往来也没有中断。中国海关总署的公开数据表明，过去3年双边货物贸易额整体仍呈上升趋势，英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在部分年度达到数十亿美元。对一个GDP约3万亿美元、对外依赖度不低的经济体而言，保持这些通道畅通，意味着实际收益。

有趣的是，就在斯塔默踏上北京土地的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外事顾问博纳也与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通了电话。按法方通稿，这通电话围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展开，特别提到要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就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热点加强沟通，这些议题在过去2年里多次出现在两国元首会晤纪要中。

博纳在通话中强调，法国高度重视与中国的长期合作，希望落实好两国元首此前确定的数项共识安排，其中包括气候治理、核能合作以及航空航天等具体合作项目。巴黎方面认为，在欧盟内部通胀高企、能源价格多次大幅波动的背景下，与中国在绿色转型与新能源领域保持沟通，有助于稳定中长期产业规划。

王毅在回应中强调的则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这一定位，这一表述在过去3年里出现在至少5次中欧重要会晤中。围绕当前比较尖锐的经贸争端，比如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的关税调查，中方提出可以通过对话协调，寻找兼顾产业安全与市场开放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用单边措施推高成本。

中方向法方提出的希望之一，是法国在欧盟体系内继续发挥“建设性力量”。在27个成员国的结构下，法国作为少数几个核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对外政策议题上常被视为“意见领头羊”。自2023年马克龙访华后，欧盟内部关于“战略自主”的讨论在多份文件中提及，法国被认为在其中扮演了较明显的推动角色。

从北京的视角看，这并不仅仅是对法国的个别期待。过去12个月里，德国总理、欧盟委员会主席、西班牙首相等多位欧洲政要先后访华，行程时间从1天到3天不等，覆盖的议题从供应链安全到科研合作，范围较广。中方希望通过这些密集互动，让“对话多一点、误判少一点”的信号传递给更多欧洲国家。

一些欧洲观察人士把这一系列互动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自特朗普任期以来，美国先后对多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涉及钢铝、汽车、科技产品等多个品类，税率在10%到25%之间浮动。再加上对他国内政的公开评论、对科技企业的出口限制，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在外交文件中，用“不可预测”“不稳定”来形容外部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寻求更多合作选项本身就成了许多中等体量国家的共识。无论是英国这类老牌发达经济体，还是法国这样的欧盟核心成员，都在计算同一笔账：在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普遍下调、地缘冲突增加的2024年，多一个稳定合作伙伴，实际价值可能比单个大型订单更高。

回到中英关系，是否真能重启“黄金时代”，目前没有任何一方给出明确时间表。2015年那次被媒体反复引用的“黄金”说法，绑定的是几十项涉及能源、金融、教育的协议，以及当年英国GDP增速接近2%的整体乐观情绪。现在无论是全球环境还是英国国内民意，都与9年前有明显差异。

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都选择在一个相对敏感的节点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一边是英国在“脱欧”8年后继续寻找长期增长点，另一边是中国在面对多重外部压力时强调稳定大国关系的重要性。4天时间不可能化解所有积累多年的问题，但足以为下一阶段的对话搭好一张更清晰的议题清单。

同样，在中法以及更广泛的中欧互动中，对话机制能否为经贸争议“降温”，也没有简单答案。电动汽车、碳关税、数字监管等具体议题，每一个背后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数十万就业岗位，政策调整的节奏很难用几次会晤就改变。

在这些交织的时间节点之下，中英、中法乃至中欧关系会走向何种新的平衡点，或许还需要更多轮的数据、更多年里的选举周期，才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