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家城商行大股东，盯上了银行董事长职位

来源：金通社

资产规模2600亿的绍兴银行，换帅动作引发关注。

据绍兴银行消息，该行1月28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戚力壮以该行党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并讲话。这意味着绍兴银行已完成换帅，在履行必要的程序后，戚力壮将出任该行董事长。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城商行高管人事变动中最引人关注的趋势，便是多家银行的大股东掌门人亲自“下场”，执掌银行董事长一职。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跨界”掌舵者中，不少人缺乏深厚的银行业从业积淀，甚至仅有短暂的银行相关经历，被市场戏称为“外行”亲自下场“踢球”。

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监管要求不断趋严的当下，大股东直接掌控银行核心决策权，这种模式到底是能实现战略协同、激活发展动能的“良药”，还是可能因专业不足、决策偏差埋下经营风险的“隐患”？

绍兴银行换帅

此次绍兴银行换帅，最核心的看点便是戚力壮的“大股东关联背景”。

根据绍兴银行2024年末的股权信息显示，第一大股东为绍兴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9.94%。2024年12月，绍兴在整合原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绍兴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两家单位的基础上，设立绍兴市国控集团有限公司。

而此次履新绍兴银行党委书记的戚力壮，此前担任绍兴市国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开信息显示，戚力壮曾任绍兴市金融办综合处副处长、办公室综合管理处处长（挂职店口镇党委副书记），绍兴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综合管理处处长、资本市场处处长，绍兴市金融办政研处处长，绍兴市金融办副主任等职务，2024年调任绍兴市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调任绍兴市国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银行老将卸任

与戚力壮的非银行从业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一任董事长金建康——一位拥有超过30年从业经验的“银行老将”，但其未到退休年龄便卸任。

公开简历显示，金建康出生于1967年8月，1989年8月参加工作，其职业生涯几乎全程深耕银行业。金建康起步于中国银行系统，从基层信贷员做起，逐步晋升至中国银行衢州市分行副行长，先后在信贷、零售、公司业务等多个岗位历练，熟悉银行全业务链条运作。此后，他进入温州银行任职，曾任温州银行杭州分行行长、监事长、副董事长、副行长等职，积累了丰富的城商行管理经验。

2019年4月，金建康调任绍兴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仅一年半后便升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主持全行全面工作，在任期间推动绍兴银行实现了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经营效益的同步提升，将该行打造成为全国城商行中资产质量最优的机构之一。

有银行业分析师表示，金建康的卸任与戚力壮的上任，是绍兴银行从“专业银行人掌舵”向“大股东战略主导”的一次重要转型，这种转型背后，是地方国资对金融资源掌控权的进一步强化。

大股东下场

2025年以来，城商行、农商行领域频繁出现“大股东掌门人亲自下场”担任董事长的情况。这些案例中，掌舵者的背景、从业经历各不相同，但都体现出“大股东主导核心决策”的共同特点。

作为全国最大的农商行，重庆农商银行的董事长人事调整已经完成。2026年1月8日，渝农商行公告称，刘小军担任该行董事、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已获核准。

刘小军的履历极具“跨界”特点，仅有短暂的银行从业经验。公开资料显示，刘小军出生于1976年12月，其职业生涯初期曾短暂任职于建设银行，但2006年便从建行离任，转而进入中信信托任职，在中信信托工作近18年。2024年初，刘小军被任命为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而该公司是渝农商行的第五大股东。2025年3月，刘小军就下场掌舵了这家资产规模超1.6万亿元的农商行龙头。

南粤银行的徐茹斌，也是“大股东掌舵”模式的典型代表。2025年6月，经监管核准，徐茹斌正式出任南粤银行董事长。徐茹斌的核心背景是“粤财控股体系出身”，而粤财控股是南粤银行的战略控股股东，2021年12月底入主后，持续通过增资、股权受让强化对南粤银行的控制力。

公开资料显示，徐茹斌1974年出生，长期在粤财控股体系内工作。2025年2月，徐茹斌调任广东南粤银行党委书记。

南方Plus文章提及，徐茹斌未在银行系统工作过。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指出，徐茹斌深耕金融行业20多年，加入粤财系之前，曾供职于国有大行。由此可以推断，即使徐茹斌有国有大行任职经历，也是在刚开始工作时有过短暂的经历。

模式争议

“大股东掌门人亲自下场担任银行董事长”的模式，有何优劣？广州银行副董事长马智彬有着深刻的洞察。

作为广州银行第一大股东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马智彬本人也属于“大股东派出”的管理者，2025年5月获准出任广州银行副董事长，与行长肖瑞彦共同构成“双副董事长”格局，其对这种模式的优劣势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精准的总结。

在接受行业调研时，马智彬表示，大股东掌门人亲自掌舵后，能够打破银行与大股东之间的沟通壁垒，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同频共振。

“以往银行与大股东之间的重大合作、战略调整，需要经过多轮沟通、多层审批，耗时较长，而大股东掌门人亲自决策后，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地方战略需求，及时调整银行的发展策略；同时，大股东对银行的风险偏好、合规要求有着明确的预期，能够推动银行建立与大股东风险管控体系相匹配的内控机制，减少决策偏差和经营风险。”马智彬表示。

但与此同时，马智彬认为，这种模式的“核心劣势在于专业能力可能存在短板”。部分来自大股东体系的掌舵者，缺乏长期的银行从业经验，对银行业的经营规律、监管要求、业务细节了解不够深入，可能会出现“决策脱离实际、管控不到位”的问题，甚至可能因专业不足而埋下经营风险隐患。

此外，马智彬还提到，大股东掌舵还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潜在风险，若缺乏完善的内控机制和监督体系，可能会出现大股东利用银行资源为自身谋取私利的情况，损害银行中小股东的利益和银行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