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长白山拍《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时候,一场暴雪把剧组困在了山里。后来这段经历被他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电影里。有时候觉得挺有意思,一个导演的处女作,开拍前先给你上这么一课——拍电影这事儿,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得有在雪地里徒步几公里找救援的狠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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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董子健是从演员开始的,少年影帝,一路顺风顺水。但真正想当导演的念头,是在他读双雪涛那篇小说时冒出来的。不是那种宏大的野心,更像是一种私人冲动。小说里有句话戳中了他:“我们都太渺小了,不配与这个时代做对手。”他说他当时在《刺杀小说家》片场,反反复复看这句话,觉得这不只是东北少年的故事,也是很多普通人心里那股别扭劲儿——想跟生活较劲,又时常感到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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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小说变成电影,光有共鸣远远不够。最难的其实是做减法,文学里那些精妙的心理描写,你没法直接拍出来。他组了个编剧团队,磨了快两年剧本。有意思的是,他们没往复杂里写,反而把一部分精力花在了“还原”上。不是还原小说,是还原一种“不精致”的质感。九十年代东北厂矿家属区的气味儿,少年人粗粝的对话,那种灰蒙蒙却又生机勃勃的调子。他们甚至去找了很多老照片,研究那时候人们穿的秋裤是什么样式,家里挂历上印的是哪个明星。这些细节堆起来,时代感才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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