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的“温度”：为何这起9万元诈骗案，最终走向了社区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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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辩护实践中，诈骗类案件往往呈现出一种共性：事实认定相对清晰，而真正的辩护战场，在于量刑的博弈。近日，我们团队办结的一起案件，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当公诉机关建议实刑时，通过系统性的辩护工作，依然可以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的机会。这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适用，更关乎如何向法庭呈现一个完整的、可被挽救的“人”。

一、基础事实与核心挑战：当“数额巨大”遇上“电话通知到案”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当事人秦某某因虚构工程项目、冒充他人身份，骗取了被害人9万元，案发前仅归还5千元。根据司法解释，诈骗数额达3万元以上即属“数额巨大”，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严峻的现实。

然而，案件也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起点：当事人系“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这为后续所有辩护工作奠定了一块基石。我们必须将这块基石的价值，放大到极致。

二、辩护工作的纵深：将“悔罪”转化为法庭看得见的行动

认罪与悔罪，不能仅停留在口头。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就与当事人及家属明确了核心策略：将退赔谅解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我们深知，在经济犯罪中，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是降低社会危害性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

通过反复沟通与协商，我们最终促成当事人家庭克服困难，全额退赔了剩余的8.5万元，并获得了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这份谅解书，其分量远不止于几页纸；它向法庭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本案的损害后果已得到实质性弥补，社会矛盾已获得有效化解。

与此同时，我们引导当事人自始至终稳定、清晰地供述案情，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这系列组合行动，共同构建了一条完整的“悔罪路径图”，将法定的从宽情节，从抽象条款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事实。

三、法庭上的聚焦：为何他“可以”不被收监？

在庭审中，我们对指控罪名没有异议，辩护焦点完全集中在量刑与是否适用缓刑上。我们的论述围绕两个层面展开：

1、社会危害性已极大降低：我们强调，诈骗犯罪的危害核心在于财产侵害与社会诚信的破坏。本案中，通过全额退赔和获得谅解，财产侵害已归于零，被害人情感也得到了抚慰。当事人主动投案并彻底交代，正是其重建诚信的第一步。

2、人身危险性低，适合社区矫正：我们结合当事人的一贯表现、家庭束缚力以及其投案后的配合态度，向法庭论证其再犯可能性极低。我们提出，刑罚的目的不仅是惩罚，还有教育和挽救。对其适用缓刑，由社区进行矫正与监督，足以达到惩戒与预防的目的，这更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济”的平衡精神。

四、判决的启示：律师的价值，在于挖掘每一个“从宽”的可能

法院的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完全采纳了辩护意见。这个结果令人欣慰，也带给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它清晰地表明，在量刑规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司法机器并非冰冷无情。法官愿意、也乐于看见被告人真诚的悔改与实际的补救行动。而律师的价值，正是在于敏锐地发现每一个法定、酌定的从宽情节，并通过扎实的工作将其“做实”、“放大”，从而在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搭建起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

对于面临类似指控的当事人及其家庭而言，此案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案发后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盲目回避与心存侥幸只会让处境恶化；唯有主动面对、积极补救，并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系统性地完成“投案-退赔-认罪-争取谅解”这一系列动作，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最有利的法律评价。

刑事辩护，往往是绝望之中寻找希望的艺术。此案的成功，正是将法律赋予的可能性，通过策略、温度与不懈努力，最终转化为当事人人生重启的机会。这，正是我们职业的意义所在。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的执业领域集中于刑事辩护与经济犯罪风险应对，尤其擅长处理诈骗、涉工程类、商事领域复杂刑民交叉案件

在我的工作中，我深信有效的法律应对始于对复杂局面的清醒梳理。我习惯于将看似纷乱的事实与法律争议模型化、结构化，为客户厘清关键路径，把抽象的风险转化为可评估、可管理的具体方案。本文所探讨的诈骗罪缓刑辩护，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在成案压力下，如何系统构建辩护策略，将法定的从宽情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有利结果。

如果您或您的亲友正面临诈骗类刑事指控，或涉及其他经济犯罪、刑民交叉的法律困境，您可以通过平台搜索“林智敏”与我取得联系，期待能为您提供专业、清晰、有力的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