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初的众多文学实验者中,曼斯菲尔德是相对易读的一位,她的短篇可能是很多文学专业的同学打开英语现代主义的“第一本”。但说她好读,似乎也不尽然。她那些幽明闪烁的象征所指究竟是什么?叙事中大量的留白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而那些回忆新西兰吉光片羽的日常点滴、印象派式的书写,又想说些什么?当伍尔夫称她是自己唯一嫉妒的作家时,应该不仅是因为曼斯菲尔德生前盖过她自己的名气(毕竟曼氏34岁去世时已声名远播,而40岁的伍尔夫才刚发表她的第一部实验性小说),更是指她们两人在艺术理念上某种高度契合的追求,比如,如何写人的心理?如何搭建意识的建筑?而伍尔夫的霍加斯出版社于1918年发表了曼斯菲尔德的杰作《序曲》,她那时就意识到后者做到了一些她尚在探索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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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说法语》,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著,金小天译,海峡文艺出版社/未读2025年12月,256页,32.00元
《我不会说法语》中的八个作品选自曼斯菲尔德不同时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但主要出自她1920-1922成熟期的创作。关于她的主题和美学关注,评论界已有五花八门的讨论,而我想从译者的角度分享两点我自己对于她叙事风格独特性的理解:
一是她特别爱用“声音”塑造人物,别忘了,她同时是一位半职业的大提琴手;二是她对表演痴迷至深,以致于她要“成为她的写作对象本身”,无论那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苹果。而这两者又互为交织:只有找到贴合人物自身性格、心理、情绪的叙事声音——像乐手在乐器上尝试、调用不同的音色以突出主题和渲染情绪——成功的角色扮演才得以实现。那么对于翻译而言,精准判断和捕捉所谓“叙述者”的声音特质则显得至关重要。
在她那些看似平常的第三人称叙事的故事中,我们听不到作者自身的声音,整体话语风格属于某个人物,或者在几个人物之间切换。于是,《小珠子是怎样被拐的》用的是一个五六岁白人小女孩的声音,语气单纯稚嫩,充满了直觉性体验未知事物的新奇和惊诧感;通篇没有点明带走她的是土著毛利人,因为她还没有种族标签与区分的认知。直到末尾,那些“营救”她的穿蓝制服的人(白人警察)赶来,我们从她惊恐万分的反应中感受到标题里“绑架”涵义的错置。之后的每一篇都在模拟和表演主人公的“声音”:歌唱家佩柯克极度自恋而夸张的声音,我们也在他成日的迎合和炫耀中听到他的自卑;底层帮佣帕克妈妈那种淳朴的、毫无修饰的声音,浅白的言语间浸润着无以言表的浓烈情感和无处宣泄的痛苦;《已故上校的女儿们》里中年姐妹的声音听上去幼稚、怯懦且神经质,暗示她们在父亲去世后依然活在其掌控之下的恐惧心理,而最终她们模糊的希冀归于哀婉的沉默;《序曲》的姊妹篇《在海湾》是一曲多声部的合唱,又像是女性潜意识的梦呓,这里有成年女性的生育焦虑和白日梦、孩子们从中产客厅中逃逸出来的冒险、祖母的自然疗愈,就连女佣艾丽丝也有她自己的声音——短暂逃离厨房的那个下午让她开始思考,那可爱又可怕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家”在这里并不是安全稳固的避难所,而是包裹着种种不安情绪和复杂意识的居所。不难想象,如同《达洛维夫人》发表前的诸多片段书写一样,《序曲》和《在海湾》似乎在为某个长篇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曼斯菲尔德对俄国短篇大师兼戏剧作家契诃夫推崇备至,她那种情节极淡、氛围感和表演性又极强的文风,明显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子。如果说伍尔夫是在探索小说与诗相结合的可能性,曼斯菲尔德便是在寻找小说、散文与戏剧交融的方式了。
但她是否与19世纪的写实主义传统彻底诀别了呢?当然不是。她依然在雕刻外部细节,但那不是一般的细节,而是她精挑细选的“发光的细节”,那些映照出人物内在真实与真相的细节。同时,她又将自己的写作使命定位为“对抗腐朽的呐喊”。《帕克妈妈的一生》《一杯茶》这样的作品固然关乎底层小人物的悲惨,但其中也编织着她对上流社会的讽刺。罗丝玛丽那样的富人总是礼貌、文雅,却也空虚,她向穷人“表演”同情和施舍,以此为自己制造戏剧性的娱乐,可劲头一过便只剩漠然与冷酷。显然,这样的笔触仍深深植根于19世纪“伟大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最后简单说说《我不会说法语》,尽管这是最难说明白的一篇。这是集子里最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甚至带有一丝后现代元叙事的意味。早期的评论常把这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相比较,大概因为两者都使用了一种自白式的、略带病态的忧郁口吻。但《我不会说法语》最明显的实验性仍然在于表演,某种戏谑而颓唐的身份表演,以及由此产生的 “自我”的虚幻与虚无感。主人公“我”,拉乌尔,幻想着自己站在舞台中央,成为全场焦点,而生活总是夺走他登场的机会,将他困于幕后。在他自恋自哀的叙述中,他扮演着诸多角色,尤其是流动的、可以追溯至童年创伤的性别角色。在那些女性化的角色扮演中,他是人们的欲望对象、被抛下的情妇、等待爱人归来的“蝴蝶夫人”;他在自我肯定与否定之间游移,一边自称是严肃的作家,一边又说自己的小说毫无价值,而他写下的这一切,哪一句出自他真实的“本我”?在刻意为之的自我表演与他的戏剧化独白之间、以及与文本整体上意在让读者聆听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很明显,拉乌尔是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他时而对着读者敞开、时而撒谎。而他的自述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怅然若失的忧伤:他的另一个自我一直在黑暗里寻寻觅觅,像一只丧家犬一般,还以为自己终于,终于,又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也许他寻寻觅觅的,不仅是他丢失的爱情,还有他不相信的所谓人的灵魂。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金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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