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

刘伯承从不认为自己是个“闲人”。

即便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他依然像一块磨不平的顽石，执拗地投身于国防建设的每一个细节。195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而他自己则笑称是“编外参谋”。

但谁都知道，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个称谓。

有人说，他是军队的“活地图”，也是战略决策的“冷头脑”。

这话不假，因为从世界格局到士兵的负重，他都要亲自研究，事无巨细。

这年秋天，军委成立战略小组，刘伯承接到任务，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忙碌。

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依然坚持深入部队、边防第一线，调查研究。

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宏观战略，还包括装备研发、战场布置，甚至士兵的日常负担。

他认为，战争不能只靠书本推演，必须亲身感受，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

他的“事必躬亲”让很多人惊讶，但他自己却觉得理所当然。

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刘伯承带领团队深入研究战术，最终指导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这场战役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也让国际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

刘伯承深知战争不仅仅是武器对抗，更是政治的延续。

他在军委会议上反复强调，必须从全局出发，既要赢得战场上的胜利，也要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1964年，他再一次踏上边防考察之旅，这次的目的地是东北。

他的行程紧凑，从沈阳到吉林，再到黑龙江，一路上不仅听取军区汇报，还亲自查看军事工事，甚至深入到边境的每一个角落。

他在绥芬河站了一会儿，望着远方的苏联方向，回忆起三十多年前自己从苏联秘密回国的经历。

如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边境的紧张气氛越来越浓。

他知道，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否则一旦冲突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海拉尔的军事工事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仔细研究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防御体系，甚至亲自钻进阴暗潮湿的坑道，观察内部结构。

他向随行的参谋提出疑问：“当年苏军是怎么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他要求军分区整理资料，研究苏军战术，并向军委提交详细报告。

他始终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必须从过去的战争中汲取经验，为未来做好准备。

他的考察不仅仅停留在军事层面，还关注边境地区的经济建设。

他提出，东北边境地区可以借鉴新疆的做法，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既能解决边境开发问题，又能增强国防力量。

他特别关心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走进蒙古包，与牧民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

他知道，边疆稳固不仅仅依靠枪炮，更依靠民心。

然而，这次考察让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长时间的劳累，加上频繁阅读、研究地图，使得他的眼疾再度发作。

回到哈尔滨时，他几乎已经看不清报纸上的字，但他依然坚持召开会议，讨论边防建设方案。

他的坚持让身边的人既敬佩又心疼。

最终，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返回北京接受治疗。

他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然经过多方治疗，仍然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与此同时，世界局势依然动荡。1969年，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定期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研究全球局势的走向。

陈毅在会上率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认为必须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

他的提议引发了激烈讨论，一些人担心这会成为“投降主义”的把柄，但陈毅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中国必须主动出击，争取外交主动权。

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为后来的中美关系破冰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陈毅，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不同的领域继续发挥着他们的智慧和影响力。

他们的决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局势，也塑造了之后几十年的历史走向。

他们的坚持、远见和担当，至今仍然值得后人深思。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依靠武器，更依靠那些真正懂得历史、看清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