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国人”成为选举语言中的替罪词

文︱刘澜昌

东京街头的扩音器一向克制，很少出现激烈的煽动性语句。可在1月27日的拉票演说中，丸川珠代把这份克制撕开了一道口子。“外国人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圈。”这句话被抛出时，语气并不高亢，却精准触碰了当下日本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它不是一句随口而出的抱怨，而是一种经过计算的政治语言，目标清晰，指向明确。

丸川并非政治素人。她曾是安倍晋三内阁中的环境大臣、奥运担当大臣，熟悉官僚体系，也懂得媒体传播的节奏。正因为如此，这番话才显得意味深长。她并未指认具体对象，也没有给出事实层面的证据，只是用“侵入”“不安”“困惑”这些情绪性词汇，描绘出一个模糊却足够令人警觉的图景。它并不要求听众理解现实，只需要他们产生联想。

这类表述在当代政治中并不新鲜。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压缩成一个可以被指认的“他者”，既能转移责任，也能迅速凝聚支持。在经济停滞、老龄化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的背景下，日本社会积累的焦虑需要出口。“外国人”在这种语境中被塑造成一种方便的符号，既遥远又贴近，既抽象又具体。

丸川在演说中提到，自己在失去议员职位后“体会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段自我叙述被用来增强可信度，仿佛她的感受来自基层经验而非政治算计。可她失业的原因并非经济结构变化，而是政治资金丑闻带来的个人后果。将个人政治挫折转化为“普通人体验”，再把这种体验投射到“外国人增多”的叙事中，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置换。

日本并非移民国家，外国人口比例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短缺加剧，政府在特定领域逐步放宽引进外国劳工的限制。这一变化确实带来了新的社会磨合问题，却远未到“侵入生活圈”的程度。相关讨论本可以围绕制度设计、劳动保障、社区融合展开，却被简化为情绪动员的素材。

批评者将丸川的言论称为“极端仇外言论”，甚至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比喻之所以出现，并不在于历史类比本身是否严谨，而在于人们对语言滑坡的警惕。纳粹主义并非一夜成形，它从日常语言中对“异质者”的不断污名化开始。把不安归咎于某个模糊群体，是危险政治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有针对仇恨言论的法律框架，明确反对基于出身和国籍的歧视性表达。自由记者志叶玲指出，丸川的表述可能已经触碰法律边界。这并非学理争论，而是现实问题：当立法者本身使用灰色语言，法律的约束力便会被削弱。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被直接推翻，而是在选择性执行中被消耗。

更耐人寻味的，是排外话语的选择性失明。志叶玲提到，日本社会中真正引发长期争议的“外国因素”，包括驻日美军的犯罪问题，以及“统一教”与日本政界的纠葛。这些议题涉及权力结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却很少出现在排外叙事中。原因并不复杂，它们指向强势力量，讨论成本高，风险大，而将目光投向普通外国劳动者，既安全又高效。

这种差异暴露了排外情绪的本质。它并非对“外来者”的普遍警惕，而是对弱势群体的定向指责。当政治话语避开真正复杂的问题，转而在社会边缘寻找替罪者，民主讨论的空间便被不断压缩。公众被引导去担忧并不存在的威胁，却无暇审视真实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自民党近年来在“外国人政策”上的动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保守派政治力量迎合右翼情绪，将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捆绑在一起，试图通过文化边界的强化来稳固选票。这条路径在短期内或许有效，却会在长期侵蚀社会的信任基础。排外并不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也无法逆转人口结构，只会制造新的裂痕。

网络评论中那句“外国人侵入生活圈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执政党里面有‘黑金’议员很有问题”，点中了不少日本民众的真实感受。它并不为外国人辩护，而是提醒问题的真正重心。政治腐败、政策失误、结构失衡，这些才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用身份话题覆盖治理问题，是一种熟练却危险的操作。

日本社会并非没有免疫力。学者、媒体、民间团体持续发声，对排外倾向保持警觉。正是这些声音，让丸川的言论迅速引发争议，而非被默默接受。这种争议本身，构成了民主社会的防线。它提醒人们，语言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塑造现实的力量。

选举语言往往具有放大效应。今天被用来拉票的模糊指控，明天可能演变为具体政策的依据。当“外国人”被反复描绘成问题来源，社会的想象空间便会逐渐收窄。日本在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开放经验，也可能在这种收缩中被消耗。

东京街头的演说终会结束，扩音器的回声也会散去。留下的，是这些词语在公共空间中投下的影子。它们会被记住，也会被质疑。日本正站在一个需要清醒判断的节点上，决定是继续用复杂现实换取廉价情绪，还是在不安中坚持理性与法治。这个选择并不宏大，却足以影响社会的走向。